一九五四年中国检察制度研究

发布时间：2020-04-23 07:51

【摘要】：本文简要论述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范的新中国检察制度的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阐明检察机关的性质是法律监督机关，这种法律监督具有专门性、事后性、抗告性。检察机关的职权分为一般法律监督权和具体法律监督权。一般法律监督权是指检察机关对有关违法决定、命令、措施的监督权，它与人大监督区别在于前者无处分权、后者有处分权。具体法律监督包括七项基本职权：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公诉权、审判监督权、刑事判决和劳改活动监督权、有关民事案件提起诉讼和参与诉讼权以及对有关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违法行为的监督权，后一项监督权具有一定兜底性。本文对这些基本职权择要展开论述。对审查批捕权的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不属于检察机关的基本职权范围，具有一定的司法性，但与侦查监督权密切相关。立法基于诉讼经济和效率而把它划归人民检察院行使，是与侦查监督权有关的附带性检察职权。检察机关职权行使的原则有平等原则、依法独立行使原则和检察一体原则。本文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新中国此期检察制度的历史定位。认为它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检察制度为先声，是新中国建国初期检察制度的发展，与前苏联检察制度具有理论上、制度上渊源关系。在这里，详细论述了二者共同的理论基础即列宁法律监督思想。认为其思想的基本点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法律监督制度间存在密切关系，前者催生了后者，后者为前者服务。本文还指出它与中国古代御史制度具有法律文化的传承关系，与西方检察制度存在诸多共性。中西两种制度下检察机关均为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的范围大致相同。西方法制存在违宪审查机制，其检察机关在诉讼中得提出违宪审查申请，请求司法确认某一规范的违法、违宪性，这与我国检察机关的一般法律监督权具有共通性。我国的一般监督权具有抗议性，西制呈诉讼性，二者同属法律监督权之抗告性范畴，后者比前者更具科学性。本文述及该制度二十余年间实施情况，着重分析检察制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的直接的内在原因，一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角色的模糊乃至迷失，二是当时我国法律虚无主义造成法律监督价值的虚化。
【学位授予单位】：安徽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6
【分类号】：D929;D926.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