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小说中的病症现象

发布时间：2020-06-12 19:08

【摘要】：韩少功作为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其创作生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延续至今。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韩少功的创作在审美性和社会历史观念上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其小说中,各式各样的病症成为不可忽略的文本意象,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正是这些病症意象的本体,以其自身蕴含的丰富意义为研究起点,最终回归到病症书写的叙事模式研究之中。“病症”在本文指,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个体非常态的身心状态,并不与医学意义上的疾病概念完全吻合。本文首先指出,在现当代文学的场域内,文学与病症惯常以隐喻的方式连结在一起。隐喻既是作家的一种创作思路,也是一种文本阐释方法。在韩少功的小说文本中,病症的书写方式囊括却不限于隐喻的模式,同时隐喻的阐释方法存在着主体性隐匿、阐释静态化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可以结合医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观点,利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直接将韩少功小说中的病症作为研究对象。在本文中,病症不仅仅是作为话语结果而存在,病症研究的范围被延伸到了病症的生成、表现、结果、作用等多个环节。随后根据韩少功小说的叙事习惯,本文以文本中的历史事件——文革为界,以时间顺序将病症书写划分为两个部分。在文革书写的研究部分,首先分析了病症的表现,即重大性和躯体化的倾向。重大性体现在病症往往产生于个体面临生存困境之时,这一点在叙事模式上亦有体现。躯体化则展现了个体对社会现状的认知,成为患者规避风险的一种方式。接着本文探讨了文本中文革病症的生成方式,并将其分为了政治高压下的病症和被操控的病症。政治高压下的病症讨论了个体在地方政治的高压下,身心状态发生异常的病症生成方式。被操控的病症则提出个体在彼时的社会环境里并非完全束手无策,而是可以通过操纵意识形态从而达到操纵病症的生成方式。随后讨论了病症的治疗结果,本文指出这一时期文本中的医者立场是缺席的,即“治疗”是不存在的。同时病症即使被疗救也无法治愈,且最终成为历史实体。不可治愈意味着病症并不会因时间的流动、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得到治愈,这一点与现代文学、十七年文学中的病症书写有较大不同。同时正因为不可治愈,病症作为历史印记被铭记,于是便拥有了见证历史的作用,甚至其本身便作为历史而存在,进而成为了历史实体。其后,本文讨论了病症的诊断权问题。病症的诊断本身是由科学主义的代表——医生来进行。然而在韩少功的小说中,政治立场和大众立场取代了科学主义立场,这些立场的代表拥有了诊断权。它带来的后果是患者的精神世界无法得到关注,其病症更不可能被治愈。病症是个体与社会历史交涉的媒介,二者借此完成了互动,互动是本文的核心观念。本文指出,在韩少功的小说中个体可以利用病症去调节自己的生活,由此产生了病态逆转健康态成为“正常态”的荒诞后果。在文革后的部分,本文试图指出韩少功在小说中较少对这一阶段的社会发展历程进行历时性的书写,而是旨在展现一种现代化的成果,这一时期的病症表现出与时代同质的特征——零碎,即繁杂化和庸常化。繁杂化体现在病症的样式繁多,庸常化体现在病症的历史性和重大性被剥离,且多以生活怪癖的形式出现。病症的生成往往呈现出一种“边际人”效应,即个体因跨文化生存的不适感而产生了种种怪状,具体表现为“潜伏型”和“异化型”两种。针对潜伏型病症的讨论,本文引用了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阐释了文革中形成的习性如何因过时而成为当下的病症。异化的病症则体现了韩少功一贯的观点:个体的生命力被当代的各种规则所阉割,因而出现了许多奇异的身体习性。面对文革中形成的过时习性和文革后各种规则的桎梏,部分个体选择了在病症中寻找快感来反抗病症与社会,这体现了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在最后一部分,本文针对病症的讨论回到了病症的文本表现。同样以文革为时间节点并结合作家的叙事态度,我们发现韩少功关于文革的叙写试图追求一种历史真实,而文革中的病症叙事也由此产生了本体、情感、生发三重意义,形成了一个具有丰富所指的体系。关于文革后的书写,作家多予以批判的态度,同时对后知青群体掺杂了更为复杂的情感。紧接着本文指出韩少功的病症书写缺乏对患者本体世界的关注和构建,即缺少以患者视角为第一人称的书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结语部分,本文指出以病症来反映个体与社会历史互动的书写模式已经成为作者一种常规的表现方法,这一点在其新作中亦有所体现,但这一书写模式目前也面临着僵化和程式化的困境。
【学位授予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9
【分类号】：I2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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