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古代文学美女形象塑造中的男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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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古代文学美女形象塑造中的男性立场 论文代写

　　在中国的历史上，女性基本上都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从母系氏族的瓦解开始，古代女性便备受压迫，这些从造字时代人们所造的汉字中就能看出。比如“女”，取的是一个女子半跪在地的样子；再比如“娶”，像以手执耳，意思是一个男人手执一个女人的耳朵而与之成婚，可见先民心目中的“娶”是男人使用强力，使之就范的。后代女子也受“三从四德”、“七出”等的约束。这些种种，都是由中国封建男权社会的男权制度所决定的，女性是男性要求下的女性，美女也是男性期待下的美女。这些无疑会在古代文学美女形象的塑造中得以体现。
　　古代文学中的美女，大体分为以下几种：
　　一、为封建政治斗争牺牲、为封建礼教服务的美女形象
　　（一）“四大美女”，无一不带有政治斗争痕迹
　　中国的“四大美女”，常被作为经典的文学素材，见于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之中。而她们并不只因为美貌而著名，更多的是因为她们身上的政治因素。以有“沉鱼”之美的西施为例，她的故事也可谓妇孺皆知，在国难当头之际，她忍辱负重，以身救国，与郑旦一起被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宠妃，将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无心于国事，为勾践的东山再起制造了机会，吴国终被越国所灭。可以说，西施的牺牲体现了一个女子以身许国的高风亮节，但越人并不记得西施的功绩，还怕她继续误国，将其沉塘。从西施的个人角度来考虑，她无疑是越王勾践为东山再起而设置在吴王身边的棋子，她只不过是吴王用来政治复仇的工具， 最终却背上“祸国”的罪名，用来警醒后世君主，要杜绝“红颜祸水”。然而，西施在正史中并无记载，而西施助越灭吴的故事也是在后世才有的，如此看来，西施并不一定真实存在过，而西施的故事也只不过是后世文人塑造的美女罢了。而这位美女西施本文由毕业论文网收集整理，只不过是君王用来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的工具罢了。 论文网
　　貂蝉与杨贵妃拥有和西施同样悲惨的命运，人们通常在利用完她们之后，还要以她们的“祸国殃民”来警醒后人，或者是再以此作为未来的“美人计”的成功经验。王昭君的命运也许比她们的要更好些，至少被后世人传颂，成为民族友好团结的大功臣，是一位牺牲小我来成就国家安定的女英雄。但说到底，美丽的王昭君都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只不过漫漫黄沙都难以掩盖她为民族融合、国家安定而作出伟大牺牲的美名。
　　（二）封建道德礼教的代言人
　　汉乐府中有不少塑造女性的名歌，《陌上桑》中就塑造了一位美丽的采桑妇秦罗敷：“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诗中从罗敷的服饰上，更从路人对罗敷的欣赏的侧面描写中突出罗敷的美貌，但这并不是这首诗的重点，重点是后面罗敷对使君调戏的斥责与嘲讽。整首诗向我们传达的罗敷不畏权势、刚洁端正的人格魅力，是罗敷的机智勇敢，对自己夫婿从一而终，而且作为采桑妇勤劳善良的美德。一句“罗敷喜蚕桑”便是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里对一个家庭妇女的基本要求，而从一而终、刚洁端正的美德也是当时社会中对女性的期望。罗敷，无疑是美德与美色的集合体，她作为女性中的典范，被人们传唱加以歌颂，可以说是对于封建礼教端正女子德行的宣传。 论文网
　　另外一首《孔雀东南飞》，朱东润先生说：“它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1]但近年来反对之声四起，评论者们都认为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传统所认为封建礼教的捍卫者焦母和刘兄才是真正的封建礼教的破坏者。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可见她是封建礼教要求下女子的典范，“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可见并不是兰芝不守礼教，是焦母故意刁难，再说双双殉情，又能从侧面反映出兰芝始终坚持从一而终而不得为守贞洁、为捍卫爱情而死。由此，《孔雀东南飞》塑造了一个封建礼教下女子的模范代表，“妇功”、“妇德”、“妇容”、“妇言”、“四德”俱全，善良孝顺的好儿媳。[2]《孔雀东南飞》一方面是为“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另一方面是借对兰芝的歌颂向人们呼吁要像如此美德的女子学习。
　　当然，我们在这里不得不说，无论是秦罗敷，还是刘兰芝，她们不论有怎样的美貌，有怎样的美德，她们都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所谓文学大多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那汉乐府中的美女形象无疑是社会对于美女的期望和要求，他们歌颂这样的女子以达到宣传封建礼教的目的。 毕业论文
　　此外，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中也塑造了美人，只不过他主要描写了人间女色的不可抗拒和礼仪大防的可坚守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以后者的胜利而结束，从而宣扬了礼仪，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和曹植的《洛神赋》最终也都回归到礼仪。可见这些文学作品中的美女都为宣传封建礼教而服务。
　　二、作者自喻，为抒发自身情感而塑造的美女形象
　　（一）以“香草美人”自喻
　　我国古代文学史中，屈原首创了“香草美人”的意象，“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中，屈原大多以美人自喻品德和人格的高尚，以美人迟暮暗指自己报国无门的痛苦，借“香草美人”以明志，展现了自己崇高的政治理想和深沉的爱国情怀。
　　后代的曹植对“香草美人”的意象有所继承，《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将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却又借作为精神寄托的“洛神”在现实中实不存在抒发失落的情怀，内心的苦闷和悲哀之情也以此从中流露。再看《美女篇》，作者笔下的美女“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摇，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而最终“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郭茂倩说：“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随见征求，终不屈也。”[3]作者以更多的笔墨写美女的娴雅优美和某种感伤的气质，试图向我们传达美女的精神和追求，交代了美女的身份和志向，实则作者以美女自况，是文人自我形象的塑造，抒写了文人郁结的怀抱，从美女的形象中引申出了出仕君子的人格。作者以赋托意，以“美女失意的幽怨”来传达“政治上的牢骚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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