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发布时间：2020-11-10 08:13

　　 本研究从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变迁视野出发,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作为切入点,以政府行为作为主题,其最终目的在于厘清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行为逻辑,以及在此逻辑下政府可能还应该作出哪些转变。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生成和发展是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这一概念对于认识政府行为,具有深刻的理论张力。它客观上要求政府应该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参与到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变迁过程中。但政府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和行为约束。通常只有在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政府提供新的制度供给才有可能。因此政府基于自身的成本-收益判断,也并不总是积极响应民办高等教育的诱致性制度需求。 出于自身的成本-收益判断,政府更倾向于加强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控制与引导。政府及其内部的权力精英,通过“内输入”模式,运用国家垄断、政府管制以及政策不对等三种手段,自上而下地将自身的利益诉求结构化到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安排中,从而完成了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建构。政府关于民办高等教育的支持和鼓励只是一种政策承诺,政策建构与民办高等教育的制度需求不仅不完全耦合,而且一定时期内还处于负相关状态,形成了民办高等教育生成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只是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外在形式,而不是实质内容。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中央政府对诱致性制度变迁进行的“特殊赋值过程”,而这个“值”也就是政府的政策变量,它不断地努力引导民办高等教育向着政府利益诉求的方向发展。 而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也已经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和行为空间。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和行为约束,其行为具有三重性。中央政府关于民办高等教育外围制度的软约束以及核心制度的硬约束,分别催生了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消极作为和不作为。同时,外围制度的软约束也派生出“并非不合法”领域。地方政府在此领域内,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有可能通过非正式权力运作,运用“人格化交易”、“事前求助”、“事后追认”等策略方式,推进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由于地方政府的非正式权力运作不仅具有技术层面的含义,而且具有政策变迁的含义,因此,中央政府关于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建构既是地方政府非正式权力运作的前提,也是其运作的结果。“并非不合法”领域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空间。在这里,本研究给出政府行为的一个框架性描述,从而打开了政府行为黑箱,揭示了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政府行为逻辑。 政府行为逻辑的揭示,说明在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变迁过程中,民办高等教育第一行动集团的利益诉求始终被边缘化了。于是,关系建构与结果博弈成为民办高等教育第一行动集团进行利益聚合与利益表达的主要渠道。因此,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就在于,以市场作为其生发根本动力的民办高等教育,其制度安排的生成和变更却不依赖于市场机制,而依赖于政府的利益聚合与利益表达,是政府制度供给的结果。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步入一个制度平台。目前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基于政府的行为逻辑以及民办高等教育的诱致性制度需求,对政府角色进行新的重构和调整。第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经费充裕的政府管理民办高等教育的行政组织,并为之配备致力于民办高等教育改革的人才。第二,政府应该主动帮助和扶持民办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建立,尤其是那些价值取向倾斜于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中介组织。第三,建立教育听证制度,畅通民办高等教育第一行动集团的利益表达渠道,鼓励办学者的制度性政治参与。第四,积极审慎地推进民办高等教育产权制度、学历文凭认定制度改革,明晰民办高等教育投资者合法权益,适度扩大从事学历教育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数目。第五,加大对民办高等教育的财政扶持,逐渐缩小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与公办高等教育机构在财政资助之间的差距。第六,政府应该为民办高校内部制度创新提供外部激励。但无论如何,在上述的诸多选择中,问题的核心仍然是,能否以及如何在政府不愿意的地方,使政府变得更加愿意。
【学位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年份】：2007
【中图分类】：G648.7
【部分图文】：

内在联系来看，每个周期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合法性诉求都不是孤立现出一个递进的状态。无论从最初寻求学历文凭的认可到后来民办高求，还是从最初国家定位的“拾遗补缺”到后来变成“组成部分”甚至“重民办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建构总体上都体现出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从图 1 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发展走势曲印证。再如，瑞典发展咨询公司在 2003 年曾经对中国分布在 18 省市办高校进行过调查研究，调查也发现，从 1983 年以来，这些样本学校也呈现出上升态势（见图 2）。因此民办高等教育三个发展周期在总体种向上发展的态势。

息不对称”的限制。中央政府并不是万能的，它的政策建构和设计也不是“完全的。赫伯特·西蒙（1989）认为，由于人类知识的不完备性、预测的困难以及人动或行为的范围有限等因素，使得理性在实际中是不存在的。人类决策行为依是有限理性，是介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东西。因此，现实中人们的选择也就应是寻求满意而不是寻求最优。譬如，如果要设计科学合理的民办高等教育产度，这也就不仅需要科学地界定各种主体的财产权限，将各主体拥有的所有权权、收益权、处置权明晰化和量化，而且还需要通过对立法、司法等制度设强制力将产权加以硬化，使之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财产权利。但这一切都需要的知识和信息的支持。而受科层结构和知识基础的影响，处在政治最高层的中府对民办高等教育制度创新主体的需求往往信息不清晰或不充分，因而其最终选择可能也就不是最优的。美国学者拉坦（1984）曾经也认为，制度变化的供赖于两个因素：知识基础和创新成本。拉坦断定我们拥有社科知识越多，则在和实施政策中就会做得越好。民办高等教育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新生事物，府对其认识还不是很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央政府的政策建构和设

图 5：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动力反应模式图内部发生的事件，可是，这些事件也会影响到输入的本质。”（ 伊斯顿，19究认为，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和“内输入”概念能够较好地解释我国中央政府高等教育的政策供给①，因此这里我们试图借用这两个概念来理解中央政府程。进一步分析之前，我们需要作出几点说明：首先，我们将中央政府理解为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它由一个社会中那识别同时又是相互关联的机构和活动组成。“政治系统”实质上是一个具有充性的概念框架，我们可以由此来鉴别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围，并显现这些范围领域的关系。中央政府正是这样一个政治系统，它与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边界内部，政治系统作出权威决定，从而产生公共政策。其次，中央政府的政治决策更多取决于政治实体内权力精英人物基于自身收益的判断进行内输入，也即由政治精英通过响应人民的利益诉求，代替人利益的综合与表达。因此，权力精英的价值观和政策取向，或者说其利益诉约束，将对人民的利益综合与表达起决定性作用。正如邓小平（1978）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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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77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