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技术变革和气候变化
发布时间：2021-09-19 00:29
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联合授予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Paul M.Romer）,以分别表彰其"将气候变化引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和"将技术创新引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本刊早年曾刊登了《保罗·罗默对新增长理论的贡献》（2004年第2期）和《威廉·诺德豪斯与气候变化经济学》（2011年第4期）两篇论文,分别对两位获奖者的学术贡献进行了评介。为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两位获奖者的获奖成就,本期刊登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官方发表的《经济增长、技术变革和气候变化》一文中译稿,以供读者参考。
【文章来源】：经济学动态. 2018,(12)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29 页
【部分图文】：
图２商品和服务：它们是竞争性的／排他性的吗？
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４）斯特恩贴现情形：正如非常有影响力的《斯特恩报告》（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７）所做的那样，按照每年０．１％的主观贴现率来选取最优政策路径。因为模型中许多参数值的巨大不确定性，诺德豪斯（２０１７）在许多不同参数的情形下求解了模型。图３和图４展示了当参数取中位数（最优猜测）时的模型产出。图３展示了四种情形下的排放量路径，图４展示了四种情况下的模拟温度。图３四种情况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ＤＩＣＥ－２０１６Ｒ２模型的预测正如图３所示，排放在四种情形下是完全不同的。基准情形对应不断增加的排放量。相反，排放量在温度限定及斯恩特贴现最优情形下都有急剧而迅速的减少。在诺德豪斯的“最优猜测”参数下，最优情形中排放量先是小幅上升，在２１世纪中期开始下降。图４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ＤＩＣＥ－２０１６Ｒ２模型的预测图４代表全球平均温度在这四种情形下如何变化。因为地球系统的惯性，温度的差距直到２１世纪下半叶都不是很明显。然而，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最大－最小温度差异会接近２℃。碳的社会成本。ＤＩＣＥ和ＲＩＣＥ模型的另外一个核心应用是计算碳的社会成本。它被定义为新增１单位化石燃料排放所产生的损失流的现值。由于与其他市场失灵没有相互影响，碳的社会成本与最优碳税是一致的。为了计算碳的社会成本，要使用完整的ＩＡＭ模型。具体来说：（１）碳循环模块用于预测１个单位的碳排放如何影响未来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路径；（２）气候
产生关键变量的分布。例如，在模拟期间的初始（２０１５），最优碳税分布的均值是３２．５美元／吨二氧化碳，标准差是２８．６。在不采取进一步气候政策的情况下，２１００年温度增长的均值为４．２℃，标准差为１．１２℃。在最优税收情况下，均值和标准差都要更低，分别是３．５℃和０．７５℃。出现更低标准差的原因是参数不确定性被最优税率下的差异所抵消。例如，如果气候敏感度很高，则要求更高的税收。这一模型的稳健性特点可以用箱线图来说明。图５就显示了最优税收的箱线图。图上的点是３１２５个模拟情况下的平均值，箱子代表实现值的中间５０％，条形包括实现值的９９％（正态分布下）。很显然，参数的不确定性导致很大的政策不确定性。这就要求研究者保持谨慎，将“最优猜测”参数下做出的预测与这类稳健性分析结合起来。图５最优税收箱线图（２０１０年基准美元／每吨二氧化碳）真实世界的政策制定。气候政策在现实中如何实施？到目前为止它是如何被实施的？我们简要讨论这些问题，并要特别说明实际政策与诺德豪斯研究成果所提出的政策的联系。在ＲＩＣＥ和ＤＩＣＥ模型中，去中心化的市场均衡下，碳排放的外部综合气候损害与碳使用带来的私人利益相平衡，这就要求排放者必须面对排放的边际成本问题。但是模型没有分析应该使用碳税还是可交易的碳排放许可来实施这一原则。虽然使用税收可能会有实践上的好处，但是排放交易制度在实践中至少和碳税一样常见。在这两种情况下，碳排放对于排放者都是高成本的，在许可价格—３４１—诺贝尔经济学奖委
本文编号：3400637
【文章来源】：经济学动态. 2018,(12)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29 页
【部分图文】：
图２商品和服务：它们是竞争性的／排他性的吗？
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４）斯特恩贴现情形：正如非常有影响力的《斯特恩报告》（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７）所做的那样，按照每年０．１％的主观贴现率来选取最优政策路径。因为模型中许多参数值的巨大不确定性，诺德豪斯（２０１７）在许多不同参数的情形下求解了模型。图３和图４展示了当参数取中位数（最优猜测）时的模型产出。图３展示了四种情形下的排放量路径，图４展示了四种情况下的模拟温度。图３四种情况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ＤＩＣＥ－２０１６Ｒ２模型的预测正如图３所示，排放在四种情形下是完全不同的。基准情形对应不断增加的排放量。相反，排放量在温度限定及斯恩特贴现最优情形下都有急剧而迅速的减少。在诺德豪斯的“最优猜测”参数下，最优情形中排放量先是小幅上升，在２１世纪中期开始下降。图４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ＤＩＣＥ－２０１６Ｒ２模型的预测图４代表全球平均温度在这四种情形下如何变化。因为地球系统的惯性，温度的差距直到２１世纪下半叶都不是很明显。然而，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最大－最小温度差异会接近２℃。碳的社会成本。ＤＩＣＥ和ＲＩＣＥ模型的另外一个核心应用是计算碳的社会成本。它被定义为新增１单位化石燃料排放所产生的损失流的现值。由于与其他市场失灵没有相互影响，碳的社会成本与最优碳税是一致的。为了计算碳的社会成本，要使用完整的ＩＡＭ模型。具体来说：（１）碳循环模块用于预测１个单位的碳排放如何影响未来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路径；（２）气候
产生关键变量的分布。例如，在模拟期间的初始（２０１５），最优碳税分布的均值是３２．５美元／吨二氧化碳，标准差是２８．６。在不采取进一步气候政策的情况下，２１００年温度增长的均值为４．２℃，标准差为１．１２℃。在最优税收情况下，均值和标准差都要更低，分别是３．５℃和０．７５℃。出现更低标准差的原因是参数不确定性被最优税率下的差异所抵消。例如，如果气候敏感度很高，则要求更高的税收。这一模型的稳健性特点可以用箱线图来说明。图５就显示了最优税收的箱线图。图上的点是３１２５个模拟情况下的平均值，箱子代表实现值的中间５０％，条形包括实现值的９９％（正态分布下）。很显然，参数的不确定性导致很大的政策不确定性。这就要求研究者保持谨慎，将“最优猜测”参数下做出的预测与这类稳健性分析结合起来。图５最优税收箱线图（２０１０年基准美元／每吨二氧化碳）真实世界的政策制定。气候政策在现实中如何实施？到目前为止它是如何被实施的？我们简要讨论这些问题，并要特别说明实际政策与诺德豪斯研究成果所提出的政策的联系。在ＲＩＣＥ和ＤＩＣＥ模型中，去中心化的市场均衡下，碳排放的外部综合气候损害与碳使用带来的私人利益相平衡，这就要求排放者必须面对排放的边际成本问题。但是模型没有分析应该使用碳税还是可交易的碳排放许可来实施这一原则。虽然使用税收可能会有实践上的好处，但是排放交易制度在实践中至少和碳税一样常见。在这两种情况下，碳排放对于排放者都是高成本的，在许可价格—３４１—诺贝尔经济学奖委
本文编号：340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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