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扶贫开发政策的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献的量化分析
发布时间：2021-04-07 14:19
消除贫困,使全国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是我国历届政府汲汲追求的目标。自1986年国务院成立专门的扶贫机构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扶贫政策体系的变迁之路也映射出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因此,运用政策量化的方法探究我国扶贫政策体系的变迁之路,以此了解我国扶贫政策的变迁特征与变迁动力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政策范式理论框架,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和政策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分别对1986-2000年,2001-2010年以及2011-2018年三个时间段内国家层面总计出台的205份扶贫政策文献进行量化分析,选取发文数量、发文主体、政策主题和政策工具四个维度对我国扶贫政策的变迁情况进行分析,从而总结我国扶贫政策的变迁特征和变迁动力。结合公共政策分析框架,扶贫政策变迁主要呈现以下几点特征:第一,我国政策系统从“松散型”发展为“科学型”,随着扶贫政策作用对象的日益复杂,扶贫政策目标也逐渐聚焦;政策发文主体逐渐变多,政策主体间的合作不断加强,形成了以少数关键部门为核心主体的合作模式;所使用的政策工具结构日趋合理,在保证供给型政策工具主体地位的同时,环境型政策工具所占比重在不断增加,需求型政策工具比重...
【文章来源】：兰州大学甘肃省 211工程院校 985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属院校
【文章页数】：70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变化图
图 3-1 扶贫政策数量变化图基于图 3-1，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间推进，中央颁布的扶贫政策数量总体是在呈现不断增长的变化趋势，这与我国贫困状态的变化趋势是相符的，说明了我国扶贫政策的制定是与时俱进的，也说明了我国的扶贫政策体系日趋完善。特别是近两年颁布的扶贫政策数量更是呈现出突飞猛长的发展态势。第一阶段（1986-2000 年）中央共颁布了 21 份政策，由此可见这个阶段的发文数量是比较少的，平均每年的发文数量还不到两篇。一方面由于扶贫政策体系尚未完全走向正轨，体系尚不完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技术原因，部分扶贫政策不能完全在网上查询得到。第二阶段（2001-2010 年）中央共颁布了 41 份政策，平均每年的发文数量达到了四篇以上，特别是在 2008 年，扶贫政策数量开始呈现一个小高峰，一年发文数量达到了 15 篇，主要源于我国政府“整村推进”战略开始正式实施，汶川地震等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使得政府将扶贫工作与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协同推进。第三阶段（2011-2018 年）中央颁布了 143 份政策，平均每年的发文数量达
进行量化分析，以此更加直观了解扶贫政策颁布主体间的合作情况的变迁趋势。本文首先将三个阶段政策的发文主体进行统计，然后借助 Bibexcel 软件构建三个阶段的共词矩阵，最后运用 UCINET6 作为分析工具，绘制三个阶段的发文主体网络结构图，如图 3-2 至图 3-4 所示，其中图中的点代表发文主体，两点之间的线代表两个政策发文主体间至少合作发文过一次。从下图 3-2 至 3-4 我们可以看出，在前两个阶段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一直处于政策网络的核心位置，与其他网络节点建立了紧密的连接关系，网络稀疏程度也大致相似。到了第三个阶段，居于网络中心的核心节点发生了改变，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开始居于核心位置，而且从图 3-5 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的政策发文主体明显增多，网络规模明显增大，而且扶贫政策发文主体之间的联系程度明显增加，说明扶贫政策网络主体之间的合作力度在不断增强。此外我们可以发现，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存在一些独立于网络之外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等节点，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发文主体的位阶较高，常常以独立发文的形式出现。
本文编号：3123652
【文章来源】：兰州大学甘肃省 211工程院校 985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属院校
【文章页数】：70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变化图
图 3-1 扶贫政策数量变化图基于图 3-1，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间推进，中央颁布的扶贫政策数量总体是在呈现不断增长的变化趋势，这与我国贫困状态的变化趋势是相符的，说明了我国扶贫政策的制定是与时俱进的，也说明了我国的扶贫政策体系日趋完善。特别是近两年颁布的扶贫政策数量更是呈现出突飞猛长的发展态势。第一阶段（1986-2000 年）中央共颁布了 21 份政策，由此可见这个阶段的发文数量是比较少的，平均每年的发文数量还不到两篇。一方面由于扶贫政策体系尚未完全走向正轨，体系尚不完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技术原因，部分扶贫政策不能完全在网上查询得到。第二阶段（2001-2010 年）中央共颁布了 41 份政策，平均每年的发文数量达到了四篇以上，特别是在 2008 年，扶贫政策数量开始呈现一个小高峰，一年发文数量达到了 15 篇，主要源于我国政府“整村推进”战略开始正式实施，汶川地震等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使得政府将扶贫工作与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协同推进。第三阶段（2011-2018 年）中央颁布了 143 份政策，平均每年的发文数量达
进行量化分析，以此更加直观了解扶贫政策颁布主体间的合作情况的变迁趋势。本文首先将三个阶段政策的发文主体进行统计，然后借助 Bibexcel 软件构建三个阶段的共词矩阵，最后运用 UCINET6 作为分析工具，绘制三个阶段的发文主体网络结构图，如图 3-2 至图 3-4 所示，其中图中的点代表发文主体，两点之间的线代表两个政策发文主体间至少合作发文过一次。从下图 3-2 至 3-4 我们可以看出，在前两个阶段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一直处于政策网络的核心位置，与其他网络节点建立了紧密的连接关系，网络稀疏程度也大致相似。到了第三个阶段，居于网络中心的核心节点发生了改变，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开始居于核心位置，而且从图 3-5 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的政策发文主体明显增多，网络规模明显增大，而且扶贫政策发文主体之间的联系程度明显增加，说明扶贫政策网络主体之间的合作力度在不断增强。此外我们可以发现，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存在一些独立于网络之外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等节点，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发文主体的位阶较高，常常以独立发文的形式出现。
本文编号：312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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