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学视角下的村域贫困风险耐受度诊断——以陕西省平利县为例
发布时间:2021-06-21 06:53
以陕西省平利县79个贫困村为研究对象,基于协同理论,建立贫困风险耐受度评价模型,利用主成分分析与地理加权回归方法,辨识平利县村域贫困风险因子,评测贫困村风险耐受度,并与贫困发生率进行对比验证。结果显示:自然本底、区位—生产资料、内外助力和生产生活保障等四个贫困风险因子作用方向有所差别;全县贫困风险耐受度处于中下水平;比对贫困风险耐受指数模型与贫困发生率现状,发现二者分布趋势相似性特征明显,未出现异常现象。后续应建立针对性的风险预测和防范机制,适量减少直接性福利供给,激发农户脱贫的内生动力,提升贫困户风险抵御力和恢复力,构建持续稳定的脱贫—振兴的扶贫新模式,持续监测县域贫困村贫困风险耐受度的时序变动特征。
【文章来源】:人文地理. 2020,35(04)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0 页
【部分图文】:
平利县区位
式中,Yij表示指标标准化后的新值,Xij、max{Xij}、min{Xij}分别表示第i个研究地区的第j个指标原始值、最大值、最小值。3.3 研究方法
(4)生产生活保障因子。生产生活保障因子回归系数为负(图3d),说明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越完善,其贫困发生率越低,回归系数绝对值在空间上呈现由全县西部向东—东南部逐级递减趋势。绝对值最大的区域为西北部的三阳镇、洛河镇及大贵镇湘子寨村,为Ⅰ级;绝对值最小的区域为兴隆镇、长安镇、城关镇大部地区、广佛镇、长安镇、正阳镇(除洪家坪村、周家坪村外)和八仙镇东南部贫困村,为Ⅲ级。农业园区、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作为农村资源聚集、技术扩散和信息交流的载体,可以提升农业资源利用的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是乡村新型高效的生产组织形式。危房占比侧面反映贫困村居民生活保障情况,安全住房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其功能不仅是休息、抵御灾害,同时也是农户财产的一部分,只有生活在安全的住房下,人们才能有精力进行更精细化的生产活动。综上,不难发现上述四个贫困风险因子的作用方向并非一致,作用力度大小亦非均衡,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各因素相互作用力度大小决定了村域贫困程度高低,贫困风险因子的不同组合类型,导致贫困村所面临的贫困风险类别也随之相异,贫困村并非受某种单一因子的制约,而是受多因子非线性叠加的协同作用。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不同地理环境下农户致贫机理的多尺度比较——以河南省为例[J]. 高军波,喻超,戈大专,陈建华. 资源科学. 2019(09)
[2]甘肃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分析[J]. 苏芳,殷娅娟,尚海洋. 经济地理. 2019(06)
[3]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及分区发展途径[J]. 周扬,郭远智,刘彦随. 地理研究. 2019(03)
[4]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及其动态风险研究[J]. 孙晗霖,刘新智,张鹏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02)
[5]黄土高原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研究——以宁夏彭阳县为例[J]. 文琦,施琳娜,马彩虹,王永生. 地理学报. 2018(10)
[6]典型山区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其空间差异——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J]. 李立娜,何仁伟,李平,罗健. 山地学报. 2018(05)
[7]乡村振兴与精准脱贫的进展、问题与实施路径——“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脱贫研讨会暨第十四届全国社科农经协作网络大会”会议综述[J]. 崔红志. 中国农村经济. 2018(09)
[8]区域贫困的地理学分析[J]. 丁建军,冷志明. 地理学报. 2018(02)
[9]基于农户生计活动的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以重庆市典型区为例[J]. 陈方,阎建忠,李惠莲.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11)
[10]中国贫困村致贫因素分析及贫困类型划分[J]. 陈烨烽,王艳慧,赵文吉,胡卓玮,段福州. 地理学报. 2017(10)
本文编号:3240208
【文章来源】:人文地理. 2020,35(04)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0 页
【部分图文】:
平利县区位
式中,Yij表示指标标准化后的新值,Xij、max{Xij}、min{Xij}分别表示第i个研究地区的第j个指标原始值、最大值、最小值。3.3 研究方法
(4)生产生活保障因子。生产生活保障因子回归系数为负(图3d),说明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越完善,其贫困发生率越低,回归系数绝对值在空间上呈现由全县西部向东—东南部逐级递减趋势。绝对值最大的区域为西北部的三阳镇、洛河镇及大贵镇湘子寨村,为Ⅰ级;绝对值最小的区域为兴隆镇、长安镇、城关镇大部地区、广佛镇、长安镇、正阳镇(除洪家坪村、周家坪村外)和八仙镇东南部贫困村,为Ⅲ级。农业园区、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作为农村资源聚集、技术扩散和信息交流的载体,可以提升农业资源利用的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是乡村新型高效的生产组织形式。危房占比侧面反映贫困村居民生活保障情况,安全住房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其功能不仅是休息、抵御灾害,同时也是农户财产的一部分,只有生活在安全的住房下,人们才能有精力进行更精细化的生产活动。综上,不难发现上述四个贫困风险因子的作用方向并非一致,作用力度大小亦非均衡,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各因素相互作用力度大小决定了村域贫困程度高低,贫困风险因子的不同组合类型,导致贫困村所面临的贫困风险类别也随之相异,贫困村并非受某种单一因子的制约,而是受多因子非线性叠加的协同作用。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不同地理环境下农户致贫机理的多尺度比较——以河南省为例[J]. 高军波,喻超,戈大专,陈建华. 资源科学. 2019(09)
[2]甘肃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分析[J]. 苏芳,殷娅娟,尚海洋. 经济地理. 2019(06)
[3]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及分区发展途径[J]. 周扬,郭远智,刘彦随. 地理研究. 2019(03)
[4]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及其动态风险研究[J]. 孙晗霖,刘新智,张鹏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02)
[5]黄土高原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异质性研究——以宁夏彭阳县为例[J]. 文琦,施琳娜,马彩虹,王永生. 地理学报. 2018(10)
[6]典型山区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其空间差异——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J]. 李立娜,何仁伟,李平,罗健. 山地学报. 2018(05)
[7]乡村振兴与精准脱贫的进展、问题与实施路径——“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脱贫研讨会暨第十四届全国社科农经协作网络大会”会议综述[J]. 崔红志. 中国农村经济. 2018(09)
[8]区域贫困的地理学分析[J]. 丁建军,冷志明. 地理学报. 2018(02)
[9]基于农户生计活动的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以重庆市典型区为例[J]. 陈方,阎建忠,李惠莲.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11)
[10]中国贫困村致贫因素分析及贫困类型划分[J]. 陈烨烽,王艳慧,赵文吉,胡卓玮,段福州. 地理学报. 2017(10)
本文编号:324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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