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作用_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演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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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演进逻辑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它从诞生伊始便存在三个不同的学术群：其一是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罗伯特·吉尔平为代表的“美国学派”， [1] 由于该派学者主要以《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简称“IO”）作为其核心的学术研究平台，故又被称做国际政治经济学的“IO学派”。[2] 其二是以苏珊·斯特兰奇为代表的“英国学派”（亦称欧洲学派），主要以《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和《新政治经济学》为学术阵地。[3] 其三是以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左派学者为中坚力量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4] 由于“IO学派”建立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学术肩膀”之上，它对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影响也最为深远，因而它也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话语霸权的持有者。

本文旨在评析“IO学派”诞生至今所取得的重大学术进展和标志性理论成果，并试图厘清该学术流派近40年来的学术演进逻辑，以便为IPE在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一种启示和借鉴。

一 “IO”学派的诞生及早期的范式之争

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学几乎是国际安全研究的同义语，由爱德华·卡尔开启并经汉斯·摩根索等人进行全面阐述的现实主义学术传统更是加剧了这种趋势。在安全优先的原则下，包括经济在内的其他力量都被置于国际关系的从属地位。[5]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日、欧的经济竞争，先后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滞胀等一系列与传统国际安全事务不同的议题开始引导着国际关系的变化，这为国际关系的研究人员打开了新的天地，来自不同学科的一些学者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推动了IPE作为国际关系学一个新的分支学科的诞生。

经济界的学者较早发现了大西洋两岸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6] 这一新的历史事实促使了部分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日渐加深的经济纽带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他们提出了与当时国际关系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以国家为中心和以权力政治为根基的现实主义理论截然不同的跨国关系的研究范式。由于他们最初的研究成果是以1971年《国际组织》杂志的一辑特刊为形式面世，因而被学界认为是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O学派”的序曲。[7] 跨国关系理论揭开了国际关系学术光谱上第三次大辩论的序幕，同时由于它赋予了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经济行为体以重要意义，所以它也被认为是“IO学派”的第一个理论成果。[8] 不仅如此，它宣告了IPE作为国际关系学中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正式诞生，实现了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从单纯的安全事务向经济事务的转移，也即从传统的“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的转移。但是，跨国关系理论从总体上显得比较粗糙，缺乏可操作的变量关系，与其说它是一个理论模型，不如说只是一些零散的新的见解。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国际关系学界的另外两场影响更加深远的大辩论而走向成熟的。[9] 一场是现实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围绕美国霸权的衰落是否会导致国际经济体系开放性的终结而展开；另一场是国家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围绕国家与市场在经济相互依赖的新时代谁更占优势的辩论。虽然这两场辩论从总体上可以相互区分，但是他们在逻辑上具有相当紧密的联系，一些学者同时参与了这两场辩论。

就在自由主义者提出跨国关系理论并对现实主义发出了最初的挑战之后，另一批同样也关注经济力量的现实主义者却更加强调国际权力结构如何影响全球市场体系，也即无政府状态的民族国家体系如何约束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霸权的衰落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体系中霸权结构的崩溃将带来全球自由市场秩序的终结，从而诞生了颇有影响的“霸权稳定论”。该理论认为，对于一个霸权国来说，开放的经济体系是获得自我利益的最佳途径，而衰落的霸权将无力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10] 霸权稳定论提出了可以操作的变量，并明确建立了因果假设关系，它代表性地体现了“IO学派”的理论成果。但是，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刺激了反对派的兴起。反对者认为，国际制度的存在使得美国霸权衰落之后自由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仍然能够得到维持，从而诞生了“IO学派”中的另外一大主流学派，即自由制度主义。[11] 从此，围绕国际制度有效性的争论便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议题，也是对IPE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范式之争。[12]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分布控制着国际市场的发展方向，而国际制度学派认为，国际制度可以缓解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抑制权力结构的影响力。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场围绕国家与市场实力消长的辩论也在进行。“市场的逻辑是在最有效率、最有利可图的地方开展经济活动，而国家的逻辑是通过控制经济要素的流动，以便增加本国的权力和经济福利”，[13] 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IPE研究的理论起点。它探讨国际经济体系与国际政治体系如何相互发生作用，并为此诞生了“IO学派”之下的另外两个相互对立的流派：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也称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库珀和雷蒙德·弗农认为，20世纪60～70年代正在兴起的经济相互依赖使得传统的主权观念正在变得不合时宜，国家权力日益屈服于世界市场的运作规律。[14] 以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爱德华·莫斯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者受其影响，强调世界市场的兴起正在削弱国家的力量，从而导致了传统的以权力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民族国家体系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15] 因此，自由主义者强调关注日益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体系如何推动国际政治体系的性质发生变化。[16]

面对自由主义声势浩大的学术浪潮，以罗伯特·吉尔平和斯蒂芬·克拉斯纳为代表的国家主义者起而反击，他们分别通过实证研究，依然强调主权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自主行为，认为全球市场的扩张并没有削弱国家的力量，对自由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进而催生了“IO学派”中的国家主义理论。[17] 国家主义者认为，IPE主要考察国际政治结构如何影响经济要素的流动，主权国家体系控制和管理着全球市场。后来，这场争论到20世纪90年代则演变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争论。[18]

总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IO学派”下的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共同推动了IPE作为国际关系学的一个新的学科分支的诞生和成熟，实现了之前作为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在学科上的相互交叉。参与这场辩论的学者来后被称之为“第一代IPE学者”。[19] 这一代学者背景比较杂，既有经济学家也有政治学家，体现了IPE在草创期学术源头的多元性。但这些学者在论战中不仅贡献了IPE最早的学术成果，提出了IPE基础的理论流派，而且奠定了整个IPE的基本研究框架和研究范围。

但是，由“IO学派”所引领的IPE的两场辩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者对国际经济体系开放性的分析，还是国际制度学派关于霸权后合作的论争，抑或是国家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围绕市场与国家关系的论战——都有意识地将国家视为核心行为体，探讨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关系，国家与国内政治被当作“黑箱（black box）”，对其国家内部的决策过程以及国内政治特点等单元层面的因素被认为无足轻重，而是基于“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假定，着重于体系层面的分析。这使得经典自由主义传统下，一些有关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进程，以及国内行为体影响国家对外经济政策行为的早期研究在IPE中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所以，早期的“IO学派”没有创造一个很好的囊括国内政治经济的理论，无法说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如何塑造国内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无法说明国内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如何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发生影响。这种对跨层次问题的解释乏力，推动了“IO学派”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场新的学术“蜕变”。



二 “IO学派”的议题化趋势及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全面融合

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学出现了“建构主义的转向”， IPE的发展也遭遇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20] 一部分学者受此影响开始背弃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假定，强调观念在国际政治经济中作为一个独立影响变量的意义，试图在IPE中开创出与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并立的建构主义学派；[21] 而绝大部分IPE学者依然坚持理性主义的根本路径，强调行为体的自私性是国际经济活动的基石，但是它们对于传统的宏观范式辩论已然丧失了兴趣，转而进行精细的议题研究。[22] 其中，打开国家这个“黑箱”，进行国际和国内的跨层次研究，成为这一新的学术浪潮中最核心的趋势。[23]

“IO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在开创这一学科分支时，虽然没有将国内政治包含在它们的理论框架之中，但却从来没有否认国内政治的重要意义。[24]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管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跨国流动，极大地约束着国内政策的调整，影响着国内政治结构的变迁。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学者也开始意识到国内政治经济特别是大国的国内政治经济能够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重要影响，并积极向比较政治经济学（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PE）进行借鉴。[25]

除了经验世界的现实原因之外，“IO学派”自身的演进逻辑也推动了国内变量在国际研究中的回归。越来越多的IPE学者从注重宏观理论（macrotheory）或元理论（metatheory）的构建逐渐转向更加专门的议题研究，密切关注经验事实。[26] 在90年代，第二代IPE学者全面登上学术舞台。[27] 随后，第三代IPE学者[28]的迅速成长，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更加精细的研究议题，如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学、跨国投资的政治经济学、国际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国际制裁/援助的政治经济学、国际能源和环境的政治经济学等等。与“IO学派”的第一代学者致力于对整个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运动给出自己的回答不同，这两代学者进入到细微的议题研究之中，宏观范式的争论虽然告一段落，但是范式指导下的议题研究却带来了20世纪90年代“IO学派”的新一轮繁荣。[29]

宏观理论建构意味着必须进行大胆的假定，对经验事实进行必要的分割，从而容易形成学科的藩篱；而经验议题研究，需要兼收并蓄，寻找一切可以解释该议题的变量因素，这也就意味着必须穿越特定的学科界限。与IPE在20世纪70～80年代假定国家是一元的、理性的、自主的行为体不同的是，IPE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放宽这一经典假定，打开国家这个“黑箱”，关注除国家之外的其他行为体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差别以及不同国家制度结构的差异，而导致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动。

正是上述两个原因，“IO”学派的IPE研究在成长的过程中，与比较政治经济学（CPE）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集。与IPE相对，CPE的研究重点是国内，它是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来探讨国家如何管理国内经济事务，进而归纳和总结出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30] CPE的兴起要比IPE的诞生晚十年左右，它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兴盛于80年代，其一项开拓性研究就是彼得·卡赞斯坦所主持的对不同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比较研究，这使其从诞生伊始就与IPE有着天然的联系。[31] 尽管卡赞斯坦拉近IPE与CPE的努力还得到了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和罗纳德·罗高斯基（Ronald Rogowski）等著名比较政治学者的积极响应，不过总体而言，早期的IPE和CPE虽然在融合政治和经济变量方面获得了重大的成功，但在统一国际和国内视角方面却进展迟缓。[32] 它们依然沿着国际和国内两条不同的路径向前演进。

但是，在新一轮全球化运动开始兴起的国际背景之下，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越来越复杂地交融在一起，国家与社会的行为与变化都不再是孤立于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CPE作品在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分析的同时，都开始将国际体系置于国内政治经济比较的视野之下，从而进一步加强了IPE与CPE的亲缘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比较政治学者卡赞斯坦、罗高斯基和古勒维奇开启，而国际政治学者基欧汉等又极力倡导的跨越国际－国内的研究路径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在90年代成为“IO学派”的一个极富生机和活力的研究热点，而且推动了IPE逐渐向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GPE）的转变。

强调国际－国内的跨层次研究也是IPE与传统的安全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典型不同，因为相比于国际安全关系，国际经济互动与国内社会的特殊利益直接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激发社会行为体在国际经济互动与国家对外经济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安全作为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几乎完全由国家垄断控制，因此国际安全问题的研究者通常依然愿意坚持国家一元的假定，而在理论建构中避免涉足国内政治。[33]

在这种跨层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下，“IO学派”逐渐形成了两条研究线索，一条是研究国际经济体系对国内政治结构的影响，是为“由外到里”的线索；另一条是研究国内政治结构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是为“由里到外”的线索。前者兴盛于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高潮时期，这些研究特别关注新兴国家和转型国家在国内制度建设和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受到国际体系的塑造。而后者一般是经由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这一环节，故而发展成为蔚为大观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

从事这两项工作并作出重要贡献的既有比较政治经济学者也有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他们活跃在国际与国内的交叉地带，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开创了全球政治经济学（GPE）研究的新天地。[34] 这构成了“IO学派”在冷战后时代最重要的发展趋势。

三 从国际到国内：国内变迁的国际根源

早在1978年，彼得·古雷维奇就以“传统的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的分野正在消失吗？”的疑问作为文章的开头，提醒每一位国际关系学者要注意“国内政治结构射向国际关系领域的那只箭”，但这篇文章主要是写给他的比较政治学同行，因为它强调的仍然是“国际关系射向国内政治的那根箭”。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古雷维奇对肯尼思·沃尔兹分析国际关系的三种意象（three images）进行改造，提出了“颠倒的第二意象（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强调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在他看来，有两种体系层次的力量在塑造“单元层次”的结构，一种是国际权力结构，第二为国际市场环境。“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35]

后来，根据“颠倒的第二意象”，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成功扩展了经济学中的斯托尔普-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模型，提出了国际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著名假说：扩大的贸易开放会削弱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因此，他们会在政治上组织起来进一步支持自由贸易；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这一非常简约的分析模型，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国际因素，即国际贸易的变化，与国内政治结构（主要是政治联盟）变化的关系。[36]

由此可见，就在IPE和CPE分别作为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两个新的研究领域诞生之时，就有一批学者就开始以国内结构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为轴线，努力把世界经济和国内利益联系起来，探讨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的相互影响。而这种趋势随着90年代整个国际关系研究都从体系层次全面向国内层次回落而显得更加明显。[37] 不仅IPE和CPE出现了融合，政治学下的三大学科分支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都出现了综合发展的趋势。[38]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权力结构的瓦解，国际力量介入并影响国内政治势头更加明显，并引起学者更加密切的关注。由古雷维奇所开创的“颠倒的第二意像”的研究路径，成为“IO学派”的热点。托马斯·里瑟·卡彭(Thomas Risse-Kappen)等人考察了跨国性的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利益集团对国内结构变迁的重要意义。[39] 而一直致力于将国内政治纳入国际关系考察的基欧汉和他的学生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领导并主持了一项集体研究，通过对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国际贸易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所形成的跨国经济力量，也就是所有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了新的政策偏好与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40] 这项著名的集体研究的参与者既有国际关系学者也有比较政治学者，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的新时代，国内政治变革已经深刻地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传统地将国内政治研究孤立于国际体系的方法已经难以为继。

而第三代学者迈克尔·希斯考克斯（Michael J. Hiscox）则在罗纳·德罗戈夫斯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国际贸易如何导致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分化组合。经过研究，他认为，国内层次的要素流动程度是解释由国际贸易所导致的国内政治冲突类型的关键变量。他对六个发达国家的国内要素流动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认为，当要素流动程度较高的时候，广泛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冲突就更可能出现；而到要素流动程度相对较低的时候，狭隘的以行业为基础的冲突则更容易出现。[41] 在希斯考克斯的研究中，他将国际层次的贸易与国内层次的政治联盟通过要素流动程度这一中间变量成功地联系起来，是IPE与CPE的完美综合。

除此之外，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了国内政策选择也是“IO学派”的重点研究领域。在这个问题上的最集中讨论就是经济全球化究竟是削减还是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福利的开支。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带来了国际竞争的巨大压力，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者必然减少税收、削减公共开支；[42] 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开放的世界经济会促使国家增加而不是减少社会开支，因为一国经济容易受到外部波动的影响，加剧国内经济的脆弱性和不安全性，政府只能为社会提供更多保障，来维持社会稳定。[43] 这场争论在本质上是七八十年代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孰强孰弱的争论的继续和深化。

另外，还有学者关注国际经济关系的扩大与国内人权状况的关系，其代表性人物是第三代学者艾米莉·M. 哈夫纳伯顿（Emilie M. Hafner-Burton），他认为国际经济体系中越来越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推动国内人权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4]

由此可见，“由外到里”的线索主要是从国际经济体系来寻找国内结构变迁和政策调整的原因，它使得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内容渗入到比较政治学，可视为比较政治学向国际关系学借鉴。

四 从国内到国际：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

在全球化时代，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联系渠道就是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国际经济秩序是由主权国家特别是经济大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塑造的。部分“IO学派”的学者发展出了国内政治制度和国内社会联盟两种对外经济政策的理论路径。[45]

卡赞斯坦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制度因素进行了系统地分析，认为不同国家国内制度结构的制约导致国家在面对相同外部压力或外部机遇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外部行为。[46] 此后不久，他联合一批国际和比较政治学者，以《国际组织》为学术平台，比较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美、英、法、德、日、意六个国家由于国家－社会关系的不同所导致国内政策联盟网络的差异，在诸如货币和贸易等领域，对政府制定和执行对外经济政策有着明显的影响。[47] 这项集体研究是对当时已经开始兴起的国际体系层次上的结构主义方法的反动，将国际经济行为的国内制度根源引入研究视野，其关键解释变量虽然是国内层次的，但在国际关系学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一项经典研究。

之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成为“IO学派”的重点研究领域。曾经提出“颠倒的第二意象”的古勒维奇根据“正立的第二意象”从国内社会利益集团的政治运作来探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48] 从而奠定了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的社会联盟理论的大厦，而至于对外经济政策联盟的组织和形成，根据不同的研究又分为以阶级分化为基础的联盟和以行业/部门为基础的联盟。[49] 至此，从国内层次解释对外经济政策的两种理论体系正式建立，它们将70年代“IO学派”的代表性理论霸权稳定论所忽略的国内原因纳入到IPE的研究中来，从而推动了IPE的研究层次从体系层面回落到国内层面。

在卡赞斯坦的集体研究时隔十年之后，以伊肯伯里、莱克和马斯坦杜诺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再次以《国际组织》为平台，组织了一项关于对外经济政策的集体研究。比卡赞斯坦将不同国家的国内结构简单分为“强国家”和“弱国家”更加细致一步，他们大胆向国内层次突破，通过细致的案例研究发现即便在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议题领域和不同的时间段，国家与社会的强弱关系也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研究虽然只集中于美国这一个国家，但却将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50]

同为第二代学者的兰德尔·亨宁（C. Randall Henning）则专门聚焦于国际货币政策的制定。他对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国际货币决策过程和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三国国内经济结构以及政府制度的不同，具体而言就是银行界-产业界关系和央行独立程度的不同，导致了三国在对待国际货币政策的态度和立场有很大区别。美国是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产业部门主要通过证券市场获得大量直接融资，因此，美国经常忽略了国际货币政策的利用；而德国和日本是“以信贷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银行和产业界具有紧密的利益关系，所以它们相对积极地利用了国际货币政策工具来维护国家经济的竞争力。[51] 这项研究进一步推动了比较对外经济政策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起。从理论的精细化程度而言，亨宁的研究已经较卡赞斯坦的研究要胜出一筹。

在20世纪90年代，坚持国内制度路径的学者开始更加具体和微观的制度研究。比如，许多美国学者重点关注总统和国会分别由不同政党控制的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和总统国会由同一政党控制的一元政府（unitary government）的轮替是否会对贸易政策构成影响。其代表性人物就是莎伦·奥哈罗茵（Sharyn O’Halloran），她认为分立政府的制度结构延缓了美国战后贸易政策的自由化进程。[52] 这项研究结论得到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和彼得·罗森朵夫（Peter Rosendorff）的支持，他们都认为分立政府影响了国际贸易谈判，妨碍了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53]

除了单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外，不少更加雄心勃勃的学者还试图从国内层面解释国际经济合作与冲突的原因。[54] “IO学派”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人物珍妮·高娃（Joanne Gowa）认为国内支政治对于国际机制维系至关重要。她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为例，认为尼克松政府内部在获得管理国内经济所需要的政策自主性这一目标上所达成的共识，以及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决策制度是导致当时国际货币机制变迁的决定性因素。[55] 而贝丝·西门斯（Beth A. Simmons）认为20世纪20～30年代各国以邻为壑的对外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当时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混乱，是国际关系体系理论所难以解释的，各国内部的政治和制度缺陷是解释当时国际经济关系的根本性原因。[56]

在这一时期，不少学者特别关注政治民主化改革如果影响对外经济政策选择进而塑造国际经济关系。有学者通过系统的数据和实证考察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使得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选择降低贸易壁垒，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来，这反过来又推动了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57] 还有些学者将政治制度变迁与对外经济政策调整的关系从贸易领域延伸至投资领域。[58] 这些研究总体上试图证明，在民主化与经济开放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民主化程度越高，对外经济壁垒也就越低，也越有利于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59] 这使得“IO学派”内部逐渐出现了一个新的理论成果：民主开放论，与国际安全领域的民主和平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面对制度和社会两种视角，海伦·米尔纳借助理性选择理论尝试在它们之间进行整合，并辅加了信息的分配这一新的变量。[60] 在她的引导下，私人利益如何通过国内制度加总为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成为此后“IO学派”研究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共同出发点。

总之，“由里到外”的线索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可视为国际关系向比较政治借鉴。

五 全球政治经济学与“IO学派”的研究前沿

根据上述分析，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全面加剧的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学“IO学派”的发展始终被两个根本问题驱动着，第一，国家为何、在何时以及如何开放它们的边界，允许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在这个问题中，经济开放是因变量，而国内政治是自变量。第二，国家融入国际经济如何影响了个体、产业、地域之间的利益分配，进而影响了国内政治竞争？在这个问题中，国内政治是因变量，而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位置是自变量。[61]

但无论是“从国内到国际”还是“从国际到国内”，都只停留在单向层面。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学者开始更加大胆地开拓国际与国内互动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淡化了“国际”与“国内”谁是第一动力的问题，强调两者的相互影响，因果链条也更加复杂。

米尔纳又是其中一个主要的代表人物。她将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体系与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经济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它们都是经济霸权缺失而导致经济混乱的时代，但一个主要不同就是前者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要大大高于后者，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能从稳定的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获得收益，从而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经济体系并没有向20年代那样走向贸易保护主义。[62] 在米尔纳的研究中，国际经济体系的变化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国家贸易政策的变化，继而又影响了国际经济体系。

同样是研究贸易议题，第三代学者迈克尔·吉利根（Michael J. Gilligan）通过研究美国的单个个案认为，国际层次的互惠贸易谈判能够动员国内的出口商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游说行动，从而使得互惠的自由贸易政策比单边的自由贸易政策更容易推行。[63] 与米尔纳强调静态的国际体系环境不同，吉利根强调的国家互动策略的选择对国内政治结构的影响，进而又导致了贸易政策的成败。

而建立在“双层博弈”基础上的“双面外交理论”同时考察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国际与国内双重力量，成为考察国际与国内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连通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进行跨学科整合的仅有的备受瞩目的理论成果之一。[64]

在上述研究的推动下，国际－国内跨层次的研究路径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IO学派”的最主要研究路径。他们努力将IPE和CPE整合到一个共同的框架中，强调打开国家这个“黑箱”，将国内政治纳入到国际体系的分析中，或者将国际经济环境纳入到国内政治的分析中，形成了全球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它又称开放经济下的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 OPE）研究路径。[65] 这种路径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已经不再具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明显区分，它被基欧汉称为是“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New IPE）”。[66]

全球政治经济学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IO学派”发展的基本趋势，在学科概念上的最新归纳和总结。它接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基本假定，但同时在其分析中更加公开的融入了政治变量。它以公司、产业或者生产要素作为分析单元，分析他们在国际经济中由于经济政策的调整而导致了利益变化，制度（包括国际制度和国内制度）如何汇总了他们的利益，行为体在国内和国际不同层次的谈判和战略互动，如何导致了利益的分配。因此，在这个新的科学概念下，利益和制度是其最根本的两个研究变量，而行为体的多元化是这两个变量发生变化的根本性的背景舞台。

首先，在全球化推动下，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出现了多元行为体。这是全球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的以国家为主要分析单位的“旧的”IPE的重要区别，国家（nation）不再被视为“黑箱”，而被分解为国家政权（state）和国内社会（society）的综合，而国家政权又被视为一些机构的制度性组合。当关于国家的假定被放宽，也就意味着新的GPE赋予了社会私人行为体以重要的意义，同时，一些既不属于国家行为体也不属于国内私人行为体的跨国行为体，如NGO、跨国公司、跨国运动、跨国宗教组织等也成为GPE的重要分析单位。

其次，利益是驱动行为体产生政治行为的根本动力，社会私人行为体的利益是GPE的基石。“旧的”IPE更多地关注国家利益是国际经济体系变迁的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家利益的微观基础，即国家利益来自何方？简言之，GPE认为政治就是利益受损者和受益者之间的游戏，而受损者和受益者的主体不仅仅是以国家为单位的。

再次，制度对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进行汇总，它决定了行为体之间的谈判规则。在弱制度的环境下，比如国际体系或者“失败国家”中，强制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后果；在强制度的环境下，比如运行良好的国内政治体系中，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决定了长期的战略互动。“旧的”IPE只关注国际层次上的制度如何约束了国家间的互动，而“新的”GPE把制度分析的触角深入到国家内部，不仅强调国家在国际体系层次上的利益表现是来自于国内社会行为体，而且将国内政治制度视为国内社会利益传达到国家政权层面的中介因素，甚至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发挥者相当独立的影响。[67]

最后，当国内制度将国内社会利益汇总成国家利益之时，国家将通过政策工具努力在国际体系中推动这种利益的实现，而这又必须经过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制度跟国内制度一样开始发挥构造和约束国家利益的作用。

总之，在一个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代里，IPE和CPE分别朝各自的领域不断拓展，因为市场天然要求穿透国界，同时那些跨越国界的全球行为体（global actors）（此前被称为跨国行为体）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显现，全球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形成，国际行为体的多样化，使得国家间关系已经不能涵盖世界正在发生的新变化，[68] 所以正如约翰·鲁杰的评论：“对他们的研究不再属于IPE，也自然不属于CPE”，[69] 创建一种囊括国际国内、综合IPE与CPE的GPE也成为学术发展的共同趋向。[70]

在GPE的新框架之下，“IO学派”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前沿，它们成为推动该学科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核心线索：第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制度建设。经济全球化作为一股巨大的外部力量塑造着国家制度的建设与变迁，它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国家必须通过主动的制度改革来应对全球化。[71]

第二，全球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的理论是对20世纪70年代相互依赖理论的推进。全球化带来诸如环境、卫生、能源等在内的跨国公共问题的增多，传统的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难以应对。这导致治理的权威发生了转移，一方面向上转移到超国家的制度，如全球制度和区域制度；另一方面向下转移到省、市等次国家政府；此外，还出现一些私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的承担起公共事物的责任。全球治理的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国际公共产品如何才能得到有效供给，它是过去“IO学派”自由主义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进一步延伸。[72]

第三，国际经济中的发展与贫困问题。南北冲突和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曾经一度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IPE“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热点。[73] 随着东亚国家通过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并实现在经济上的崛起，尤其是“金砖四国”在新世纪的崛起，新兴国家实现发展的经验和贫困国家依然不发展的原因逐渐受到“IO学派”的关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单个国家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制于国际体系，因此，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逐渐融入了国际体系因素，形成了IPE的一个新的分支领域，即发展问题的国际政治经济学。[74]

第四，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逐渐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与世界在政治经济上的互动关系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案例，越来越多“IO学派”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中国。[75]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被认为是能够产生新的理论突破的重要领域，吸引了众多的中外学者参与。[76]

国际政治经济学“IO学派”诞生以来，虽然经过了将近40年的演进，但它的一些基本特征仍然得以维持，如它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本质属性，它的对跨学科理论成果的吸纳力，以及对演绎方法的倚重等等。但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IO学派”在向全球政治经济学转向的过程中融入太多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IPE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所应该具有的边界，丧失其独特性，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描述现实的“大杂烩”；同时，“IO学派”的议题化趋势，使得学者们更加关注对既有理论的检验以及热衷于寻找那些更够使用复杂方法的问题，而对“真实世界中那些非常重要的大问题”关注不够，[77] 这导致该领域在诞生重大的普遍性理论成果上会越来越有限。这正如“IO学派”中长年研究金融议题的学者斯蒂芬·科恩所说的，“这个领域在提出问题方面比在给出答案方面做得更好”。[78]

六 结 语

纵观人类社会知识演进的历史脉络，学科之间的分化与整合作为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同时取得进展，从而推动了社会科学在整体上不断取得重大进步。从1971年至今，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占据最主流地位的“IO学派”在近40年的学术演进过程中，也经历了这两种过程。它首先通过找回经济变量，在传统相互分离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加强了一座桥梁，并经过内部的宏观范式辩论，将作为政治学下学科分支的国际关系学分离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安全研究两个专业领域，体现了学科分离的趋势；但随后，“IO学派”在演进过程中，不断与研究国内政治经济的比较政治经济学靠拢，进而在国际政治经济与国内政治经济之间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这使得在21世纪初逐渐被认可的全球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交叉学科，这又体现了学科整合的努力。

在全球化发展和中国经济崛起并融入世界这两个大背景之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将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研究领域。在过去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年多年中，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翻译引进、学科建设和议题研究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但总体而言，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存在研究队伍薄弱、学术共同体没有形成、对西方学术前沿追踪不够、研究方法落后、在重大研究议题上存在诸多空白点等问题。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水平不仅与国际学术界有较大的差距，，也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崛起这一重大国际事件所产生的学术需求。要改变这种现状，中国学界还任重而道远，需要进行一段长时间的艰苦努力。

作者：李 巍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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