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诱发依存、动力来源及因素分解研究
发布时间：2022-01-24 18:42
利用国家统计局2000-2015年投入产出表及延长表,从需求侧系统估算了最终需求增加值、生产总值的诱发结构并刻画了经济增长动力来源,边际贡献在于从需求结构分解影响总产出增长变化的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结果表明:消费需求增加值诱发系数最高而其生产诱发系数最低,出口扩张增加值诱发系数最低而投资生产诱发系数最高;工业化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新常态"下驱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转换机制正在形成;增长因素结构分解揭示国内需求扩张效应是决定总产出增长变化的主导效应。启示在于:新阶段供给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在于形成从"需求为抓手、供给为动力"转向"供给为抓手、需求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转换;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内在诱发依存关系,决定了新动能培育路径是由供给主导向消费主导升级的根本性转换。
【文章来源】：现代经济探讨. 2020,(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2000-2015年中国行业增加值最终
出于分析最终需求结构对供给结构的诱发依存关系,首先运用增加值诱发系数指标衡量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最终需求诱发的国内增加值,具体定义为:将最终需求诱发的国内增加值除以相应的最终需求数量,表示每单位最终需求所诱发产生的国内增加值数量,再将增加值分解为由消费、投资和出口3种不同种类最终需求相对应诱发的国内增加值构成。中国经济2000-2015年增加值诱发系数及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整体增加值诱发系数在2000 年到2005年间先升后降,以2005年为谷底呈不断上升趋势,并且消费对国内增加值诱发效果最为显著,自2000年0.8933 下降至2005年0.8618后逐步上升,投资和出口需求诱发产生的国内增加值系数大小相近,出口诱发系数自 2000年0.8274下降为2005年的0.7618,系数值最低且降幅最为明显,表明投资和出口中进口中间品消耗投入在2000-2005年持续增高后呈逐步下降趋势,这与中国在全球经济变化中逐步改善以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模式有关。其次,运用生产诱发系数指标衡量最终需求与经济总产出(中间投入+增加值)之间的诱发依存关系,具体定义为:将最终需求诱发的总产出除以最终需求数量,再将总产出分解为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所诱发的生产值构成。2000-2015年最终需求生产诱发系数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研究发现:在2000-2002年期间最终需求对产出值和增加值的诱发关系呈背离现象,而在2002-2015年期间整体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与中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有关,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进入重化工业时期使生产结构变得比以前更加“迂回”,意味着总产出中有更大的一部分被售给其他生产者而不是最终使用者,一是归因于产出混合变化转向制造业和其他使用较多中间投入的部门“产业结构效应”,二是部门内技术变化增加中间投入使用量引致的“技术变化效应”。钱纳里等(1986)多国比较研究中发现工业化结构转变的整个时期,国内总需求中间使用的平均份额由33%增加至45%,中间使用的不断增加归因于部门之间相互购买的增加和制成品对初级产品的替代。
其次,运用生产诱发系数指标衡量最终需求与经济总产出(中间投入+增加值)之间的诱发依存关系,具体定义为:将最终需求诱发的总产出除以最终需求数量,再将总产出分解为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所诱发的生产值构成。2000-2015年最终需求生产诱发系数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研究发现:在2000-2002年期间最终需求对产出值和增加值的诱发关系呈背离现象,而在2002-2015年期间整体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与中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有关,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进入重化工业时期使生产结构变得比以前更加“迂回”,意味着总产出中有更大的一部分被售给其他生产者而不是最终使用者,一是归因于产出混合变化转向制造业和其他使用较多中间投入的部门“产业结构效应”,二是部门内技术变化增加中间投入使用量引致的“技术变化效应”。钱纳里等(1986)多国比较研究中发现工业化结构转变的整个时期,国内总需求中间使用的平均份额由33%增加至45%,中间使用的不断增加归因于部门之间相互购买的增加和制成品对初级产品的替代。再观察最终需求对于各产业部门增加值的诱发特征,最终需求的结构变迁是诱发产业结构变动的直接影响因素。从一般均衡来看,第一产业产值份额的下降由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份额上升弥补,如图3所示:首先,第一产业增加值最终需求诱发系数从2000年呈不断下降趋势,钱纳里等(1986)多国模型比较研究认为农业附加值率的下降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技术和替代,随着劳动力成本增加和新技术出现驱动农业和服务业部门使用资本对劳动直接替代,二是制造业制成品投入替代农业初级产品投入,制造业中间需求迅速增加势必提升第二产业增加值最终需求诱发系数。其次,2000-2002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最终需求诱发系数下降后又呈逐步回升动态趋势,特征事实是在2000-2002年期间第二产业增长率下降引致其产值比重从45.9%下降到44.8%,表面上第二产业份额的下降追根溯源是源于同期最终需求的变动。中国第二产业的发展长期以来由国内投资需求拉动,在2001年加入WTO并成为世界制造业重心,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从消费、投资、出口转向出口、投资、消费(刘瑞翔和安同良,2011)。在2002年之后第二产业增加值对出口依存度持续提高,这使得2002-2012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最终需求诱发系数不断提升且高于第三产业,在2015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最终需求诱发系数首次低于第三产业,表明中国大规模工业化投资诱致赶超增长接近尾声,结构服务化和城市化主导的增长新条件、新格局初步形成。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经济结构变迁与高质量发展——首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综述[J]. 朱紫雯,徐梦雨. 经济研究. 2019(03)
[2]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增长跨越[J]. 刘伟,范欣. 管理世界. 2019(01)
[3]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J]. 张卓元. 中国社会科学. 2018(11)
[4]中国工业化的经济逻辑:从重工业优先到比较优势战略[J]. 邓宏图,徐宝亮,邹洋. 经济研究. 2018(11)
[5]结构演进、诱致失灵与效率补偿[J]. 陆江源,张平,袁富华,傅春杨. 经济研究. 2018(09)
[6]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机制分析——市场竞争和制度质量的双重视角[J]. 文雁兵,陆雪琴. 经济研究. 2018(09)
[7]最优生产函数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向新结构经济学的范式转换[J]. 付才辉. 经济评论. 2018(01)
[8]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制约——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增长理论与实践分析[J]. 郭克莎,杨阔. 经济研究. 2017(10)
[9]全球空间关联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J]. 刘瑞翔,颜银根,范金. 经济研究. 2017(05)
[10]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J]. 郭凯明,杭静,颜色. 经济研究. 2017(03)
本文编号：3607100
【文章来源】：现代经济探讨. 2020,(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2000-2015年中国行业增加值最终
出于分析最终需求结构对供给结构的诱发依存关系,首先运用增加值诱发系数指标衡量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最终需求诱发的国内增加值,具体定义为:将最终需求诱发的国内增加值除以相应的最终需求数量,表示每单位最终需求所诱发产生的国内增加值数量,再将增加值分解为由消费、投资和出口3种不同种类最终需求相对应诱发的国内增加值构成。中国经济2000-2015年增加值诱发系数及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整体增加值诱发系数在2000 年到2005年间先升后降,以2005年为谷底呈不断上升趋势,并且消费对国内增加值诱发效果最为显著,自2000年0.8933 下降至2005年0.8618后逐步上升,投资和出口需求诱发产生的国内增加值系数大小相近,出口诱发系数自 2000年0.8274下降为2005年的0.7618,系数值最低且降幅最为明显,表明投资和出口中进口中间品消耗投入在2000-2005年持续增高后呈逐步下降趋势,这与中国在全球经济变化中逐步改善以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模式有关。其次,运用生产诱发系数指标衡量最终需求与经济总产出(中间投入+增加值)之间的诱发依存关系,具体定义为:将最终需求诱发的总产出除以最终需求数量,再将总产出分解为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所诱发的生产值构成。2000-2015年最终需求生产诱发系数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研究发现:在2000-2002年期间最终需求对产出值和增加值的诱发关系呈背离现象,而在2002-2015年期间整体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与中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有关,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进入重化工业时期使生产结构变得比以前更加“迂回”,意味着总产出中有更大的一部分被售给其他生产者而不是最终使用者,一是归因于产出混合变化转向制造业和其他使用较多中间投入的部门“产业结构效应”,二是部门内技术变化增加中间投入使用量引致的“技术变化效应”。钱纳里等(1986)多国比较研究中发现工业化结构转变的整个时期,国内总需求中间使用的平均份额由33%增加至45%,中间使用的不断增加归因于部门之间相互购买的增加和制成品对初级产品的替代。
其次,运用生产诱发系数指标衡量最终需求与经济总产出(中间投入+增加值)之间的诱发依存关系,具体定义为:将最终需求诱发的总产出除以最终需求数量,再将总产出分解为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所诱发的生产值构成。2000-2015年最终需求生产诱发系数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研究发现:在2000-2002年期间最终需求对产出值和增加值的诱发关系呈背离现象,而在2002-2015年期间整体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与中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有关,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进入重化工业时期使生产结构变得比以前更加“迂回”,意味着总产出中有更大的一部分被售给其他生产者而不是最终使用者,一是归因于产出混合变化转向制造业和其他使用较多中间投入的部门“产业结构效应”,二是部门内技术变化增加中间投入使用量引致的“技术变化效应”。钱纳里等(1986)多国比较研究中发现工业化结构转变的整个时期,国内总需求中间使用的平均份额由33%增加至45%,中间使用的不断增加归因于部门之间相互购买的增加和制成品对初级产品的替代。再观察最终需求对于各产业部门增加值的诱发特征,最终需求的结构变迁是诱发产业结构变动的直接影响因素。从一般均衡来看,第一产业产值份额的下降由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份额上升弥补,如图3所示:首先,第一产业增加值最终需求诱发系数从2000年呈不断下降趋势,钱纳里等(1986)多国模型比较研究认为农业附加值率的下降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技术和替代,随着劳动力成本增加和新技术出现驱动农业和服务业部门使用资本对劳动直接替代,二是制造业制成品投入替代农业初级产品投入,制造业中间需求迅速增加势必提升第二产业增加值最终需求诱发系数。其次,2000-2002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最终需求诱发系数下降后又呈逐步回升动态趋势,特征事实是在2000-2002年期间第二产业增长率下降引致其产值比重从45.9%下降到44.8%,表面上第二产业份额的下降追根溯源是源于同期最终需求的变动。中国第二产业的发展长期以来由国内投资需求拉动,在2001年加入WTO并成为世界制造业重心,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从消费、投资、出口转向出口、投资、消费(刘瑞翔和安同良,2011)。在2002年之后第二产业增加值对出口依存度持续提高,这使得2002-2012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最终需求诱发系数不断提升且高于第三产业,在2015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最终需求诱发系数首次低于第三产业,表明中国大规模工业化投资诱致赶超增长接近尾声,结构服务化和城市化主导的增长新条件、新格局初步形成。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经济结构变迁与高质量发展——首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综述[J]. 朱紫雯,徐梦雨. 经济研究. 2019(03)
[2]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增长跨越[J]. 刘伟,范欣. 管理世界. 2019(01)
[3]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J]. 张卓元. 中国社会科学. 2018(11)
[4]中国工业化的经济逻辑:从重工业优先到比较优势战略[J]. 邓宏图,徐宝亮,邹洋. 经济研究. 2018(11)
[5]结构演进、诱致失灵与效率补偿[J]. 陆江源,张平,袁富华,傅春杨. 经济研究. 2018(09)
[6]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机制分析——市场竞争和制度质量的双重视角[J]. 文雁兵,陆雪琴. 经济研究. 2018(09)
[7]最优生产函数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向新结构经济学的范式转换[J]. 付才辉. 经济评论. 2018(01)
[8]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制约——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增长理论与实践分析[J]. 郭克莎,杨阔. 经济研究. 2017(10)
[9]全球空间关联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J]. 刘瑞翔,颜银根,范金. 经济研究. 2017(05)
[10]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J]. 郭凯明,杭静,颜色. 经济研究. 2017(03)
本文编号：360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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