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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文化与传播对公众腐败容忍度的影响——基于对河南省居民的调查分析

发布时间:2021-12-18 17:48
  公众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反腐败的成效,而公众腐败容忍度又长期被国内研究者所忽视。鉴于此,作者从制度、文化、传播三个层面探讨影响公众腐败容忍度的因素:尽管国家不断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但公众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并没有由此而显著降低;与正式制度相比,文化因素对公众腐败行为容忍度的影响发挥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大众媒体所传达出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的腐败容忍度。因此,需要通过价值理念的改变以及反腐倡廉的舆论引导,以有效降低公众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实现由"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的根本性转变。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70(04)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0 页

【部分图文】:

制度、文化与传播对公众腐败容忍度的影响——基于对河南省居民的调查分析


图1公众对我国腐败严重程度的判断中人体

腐败行为,对举,可可,公众


0.否1.是3.公职人员接受相关人员的宴请0.否1.是4.公职人员在节日期间接受相关人员的礼物0.否1.是5.公职人员接受相关人员的财物0.否1.是6.用单位的电话和家人聊天0.否1.是7.到医院看病托关系找熟人0.否1.是8.为办事方便请公职人员吃饭0.否1.是9.为给子女找个好工作给公职人员送礼0.否1.是10.为获得某种好处而给公职人员财物0.否1.是(三)对腐败行为进行举报的可能程度图2公众对举报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对腐败行为的容忍不仅表现在对腐败程度的感知和特定情况下对腐败行为的接受程度,同样也包括行动上的容忍度———举报腐败行为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而言,公众感知到的腐败程度越严重、对腐败行为越不能接受,则举报腐败行为的可能性越高。因而,在调查问卷中要求调查对象对“当您知道某一官员有腐败行为,并掌握了一定证据,您选择举报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一问题进行填答。选择“不太可能”和“不可能”赋值为0,选择“非常可能”和“比较可能”赋值为1,选择“不确定”赋值为3。调查发现,仅·131·①②根据本文对腐败行为的界定,广义上的腐败行为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首先,腐败行为的主体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掌握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而是扩展到一般的社会个体。其次,腐败行为的载体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权力,而是扩展到关系、地位、影响力、声望等稀缺资源。第三,腐败行为的结果不仅仅表现为违反法律,而应将违反社会规范视为腐败行为的结果。尽管公众的行贿行为是否属于腐败行为在理论上还存在着争议,但在公众眼中往往将其视为腐败行为,并且本文的调查结果也验

公众,严重程度,腐败程度,腐败行为


,因而国际上较为流行的做法是通过“腐败感知”来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腐败程度。最著名的也是学者们所广泛使用的就是“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清廉指数”,但其毕竟不是纯粹客观的测量,因而受到各种质疑和指责。尽管公众主观的“腐败感知”与实际腐败程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公众对于国家腐败程度的感知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人们对于腐败行为的容忍度。因此,本文将公众对我国腐败程度的感知作为衡量腐败容忍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调查问卷中要求调查对象对我国腐败程度做出自己主观上的判断,即“您认为我国腐败程图1公众对我国腐败严重程度的判断度是否严重”;答案共有四个选项:“不严重”赋值为1,“不太严重”赋值为2,“比较严重”赋值为3,“非常严重”赋值为4,由此获得每个调查对象对我国腐败严重程度感知的得分(1—4分)。得分越高,说明调查对象感知到的我国腐败程度越严重。调查表明,公众普遍感知到我国腐败问题比较严重,58.3%的人认为中国腐败问题“比较严重”,30.8%的人认为中国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只有9.5%和2.4%的人认为中国腐败问题“不太严重”和“不严重”(具体见图1)。(二)特定情况下对腐败行为的接受程度腐败行为通常被界定为“(公职人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但这一宽泛的界定并不能有效适用于我国社会之中,如“利用影响力受贿”①、行贿行为等非公职人员的行为是否属于腐败行为在理论层面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为此,不少学者围绕腐败行为的界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依旧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由于“人们在关于腐败概念的定义等基本问题上还远没有达成一致,并由此导致对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腐败指数’存在许多争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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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354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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