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成本、条条差异与政策扩散——以清远村民自治单元改革试点为例
发布时间:2021-04-14 04:36
将地方经验选择性地纳入国家决策过程,这是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地方进行政策试点得到中央认可,进一步修改后吸收到国家政策中,并加以推广。实践中,虽然一些政策试点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却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扩散。本文认为,中央认可是扩散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政策试点的成本和政策采纳中条条块块冲突是影响政策能否扩散的主要因素。如"清远探索以农村社区、村民小组为单元的村民自治"虽然写入2014年、2015年、2016年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形成了相关政策转化,但村民自治单元改革试点需要的高昂成本以及面临的政策采纳中条条块块冲突影响了该试点政策的扩散。
【文章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0,(04)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部分图文】:
政策成本、“条条”冲突与政策扩散分析框架
村民自治单元改革被视为创新,并为中央政策吸纳。这一改革是从农村综合改革开始启动的,推动这一试点政策进入中央政策的也主要是农业部门。当该政策经由中央认可向全国试点扩散时,不仅受到来自组织部门、民政部门等条条冲突阻力,还面临法律、组织、体制、财政支持等一系列的障碍,这也是村民自治单元改革政策一直处于试点而无法向广东甚至是全国推广的重要原因(参见图5)。1. 政策采纳中条条块块冲突带来的政策风险会影响政策扩散
第三,政策成本与“条条”冲突是政策能否扩散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国,绩效考核和人事决策都是由上级机构控制的,当中央政府倾向于创新时,地方政府会尽快采用。[22]实践中发现,许多政策创新虽然得到中央的认可,但并没有扩散到全国其他地方,被其他地方所采用。学者认为,中央认可度会因为该政策与中央关切的契合度以及政策试验绩效两个方面出现高低差异,中央相应采取验收模式、忽略模式、淡化模式和吸纳模式来回应地方政策试验。[23]还有学者把中央政府和成果学习方加入“试点—推广”框架中来分析其发生机制:(1)强推动—强学习:辐射式全面推广;(2)强推动—弱学习:应付式局部推广;(3)弱推动—强学习:扩展式局部推广等。[24]还有学者认为,中央推动力强只是政策在全国推广的必要条件之一,还包括政策试点效果好、地方政府行政压力大和政策目标单一等条件。[25]还有学者发现,中央推广的项目中要地方试点单位承担试点经费的不利于试点实施。[26]总之,学术界对政策创新的中央认可及其扩散,尤其央地互动进行了分析,但学者们也认识到不少研究将“试点—推广”过程简约化,对试点内容在复杂性、创新性、敏感性等政策属性方面关注不够。[27]那么,中央对某些创新忽略、淡化,或者是弱推动甚至是不推动,原因何在?图2“指定试验—认可”模式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公共行政学案例研究:问题与挑战[J]. 于文轩. 中国行政管理. 2020(06)
[2]政府条块差异与纵向创新扩散[J]. 陈思丞. 社会学研究. 2020(02)
[3]从试点看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对国家层面24个试点单位调研的报告[J]. 唐鸣. 中国农村观察. 2020(01)
[4]“政策试点”“政策试验”与“政策实验”的概念辨析[J]. 刘然.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9(06)
[5]“中国式”政策试点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0个案例的多值定性比较分析[J]. 陈宇,闫倩倩. 北京社会科学. 2019(06)
[6]政策创新的“试验-认可”分析框架——基于央地关系视角的多案例研究[J]. 石晋昕,杨宏山. 中国行政管理. 2019(05)
[7]政策试点与社会政策创新扩散机制——以留守儿童社会政策为例[J]. 冯锋,周霞.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8(04)
[8]政策试点的结果差异研究——基于2000年至2012年中央推动型试点的实证分析[J]. 吴怡频,陆简. 公共管理学报. 2018(01)
[9]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新进展——兼论纵向政府间关系的重构[J]. 郁建兴,黄飚. 政治学研究. 2017(05)
[10]中央政府推进政策扩散的方式研究——以廉租房政策为例[J]. 朱多刚,胡振吉.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4)
本文编号:3136672
【文章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0,(04)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部分图文】:
政策成本、“条条”冲突与政策扩散分析框架
村民自治单元改革被视为创新,并为中央政策吸纳。这一改革是从农村综合改革开始启动的,推动这一试点政策进入中央政策的也主要是农业部门。当该政策经由中央认可向全国试点扩散时,不仅受到来自组织部门、民政部门等条条冲突阻力,还面临法律、组织、体制、财政支持等一系列的障碍,这也是村民自治单元改革政策一直处于试点而无法向广东甚至是全国推广的重要原因(参见图5)。1. 政策采纳中条条块块冲突带来的政策风险会影响政策扩散
第三,政策成本与“条条”冲突是政策能否扩散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国,绩效考核和人事决策都是由上级机构控制的,当中央政府倾向于创新时,地方政府会尽快采用。[22]实践中发现,许多政策创新虽然得到中央的认可,但并没有扩散到全国其他地方,被其他地方所采用。学者认为,中央认可度会因为该政策与中央关切的契合度以及政策试验绩效两个方面出现高低差异,中央相应采取验收模式、忽略模式、淡化模式和吸纳模式来回应地方政策试验。[23]还有学者把中央政府和成果学习方加入“试点—推广”框架中来分析其发生机制:(1)强推动—强学习:辐射式全面推广;(2)强推动—弱学习:应付式局部推广;(3)弱推动—强学习:扩展式局部推广等。[24]还有学者认为,中央推动力强只是政策在全国推广的必要条件之一,还包括政策试点效果好、地方政府行政压力大和政策目标单一等条件。[25]还有学者发现,中央推广的项目中要地方试点单位承担试点经费的不利于试点实施。[26]总之,学术界对政策创新的中央认可及其扩散,尤其央地互动进行了分析,但学者们也认识到不少研究将“试点—推广”过程简约化,对试点内容在复杂性、创新性、敏感性等政策属性方面关注不够。[27]那么,中央对某些创新忽略、淡化,或者是弱推动甚至是不推动,原因何在?图2“指定试验—认可”模式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公共行政学案例研究:问题与挑战[J]. 于文轩. 中国行政管理. 2020(06)
[2]政府条块差异与纵向创新扩散[J]. 陈思丞. 社会学研究. 2020(02)
[3]从试点看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对国家层面24个试点单位调研的报告[J]. 唐鸣. 中国农村观察. 2020(01)
[4]“政策试点”“政策试验”与“政策实验”的概念辨析[J]. 刘然.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9(06)
[5]“中国式”政策试点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0个案例的多值定性比较分析[J]. 陈宇,闫倩倩. 北京社会科学. 2019(06)
[6]政策创新的“试验-认可”分析框架——基于央地关系视角的多案例研究[J]. 石晋昕,杨宏山. 中国行政管理. 2019(05)
[7]政策试点与社会政策创新扩散机制——以留守儿童社会政策为例[J]. 冯锋,周霞.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8(04)
[8]政策试点的结果差异研究——基于2000年至2012年中央推动型试点的实证分析[J]. 吴怡频,陆简. 公共管理学报. 2018(01)
[9]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新进展——兼论纵向政府间关系的重构[J]. 郁建兴,黄飚. 政治学研究. 2017(05)
[10]中央政府推进政策扩散的方式研究——以廉租房政策为例[J]. 朱多刚,胡振吉.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4)
本文编号:313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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