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
发布时间：2015-04-10 16:07
摘要：冷战后美国和中国各自的行为选择不仅与此前霸权国和崛起国战略互动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而且现有的理论框架难以对其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这种经验和理论上的双重困惑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可能。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利益交换竞争中获胜。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如何避免战争以保证崛起过程的和平，而是在美国业已抢占国际安全保障供给“市场”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和提高中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崛起国,权力竞争,主要机制,国际关系体系论文
关键词：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崛起国,权力竞争,主要机制,国际关系体系论文
内容提要：冷战后美国和中国各自的行为选择不仅与此前霸权国和崛起国战略互动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而且现有的理论框架难以对其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这种经验和理论上的双重困惑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本文首先讨论了１９４５年以来大国之间几乎不再有战争这一变化对大国影响力获取方式的影响，然后将霸权国和崛起国的行为纳入到博弈的分析框架中，通过类比微观经济世界中寡头企业的行为规律，提出了一个用以解释当前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模式的动态分析框架。根据本文的理论，在大国无战争&rdquo；时代，崛起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利益交换竞争中获胜。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如何避免战争以保证崛起过程的和平，而是在美国业已抢占国际安全保障供给市场&rdquo；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和提高中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大国无战争时代权力竞争利益交换崛起机制
作者简介：杨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
从历史上看，霸权国和崛起国似乎天生就是对手。他们之间的互动总是充满着矛盾、纷争、暴力冲突乃至战争。正因如此，霸权国与崛起国的行为规律和互动模式，始终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尽管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现有理论已经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解释框架和基本判断，但正如本文以下将要展示的那样，那些看似言之成理的既有解释其实并不能对冷战后美国和中国各自在安全领域的行为选择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事实上，冷战后中美两国的行为模式本身，与此前历史上的霸权国和崛起国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经验和理论上的双重困惑，固然为我们理解当代的国际政治带来了困难，但同时却也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契机。本文将探索一种新的理论框架，用以克服现有理论与经验事实，以及现有理论之间的不一致，进而揭示当今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新的互动机制，解释他们各自的行为选择，并说明其行为模式发生变化的原因。
第一部分将从冷战后美国和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反常表现入手，揭示现有流行解释的问题所在。第二部分讨论国际政治在二战以后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大国无战争，并分析这一变化对大国获取影响力的方式所造成的重要影响。第三部分将以此为基础，将霸权国和崛起国的行为纳入到博弈的分析框架中，通过类比微观经济世界中寡头企业的行为规律，提出一个用以解释当前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模式的动态分析框架。文章的最后将讨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新的崛起困境。
反常现象及有待商榷的解释
（一）反常现象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体系内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拥有史无前例的巨大的实力优势，国际体系也因此第一次被认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单极体系。换言之，冷战后的美国已经逼近了一个大国所能获得的权力的极致。但令人不解的是，美国在冷战后却对自身现状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不仅不顾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反对积极推动导弹防御计划，而且还不断加强与日本、西欧、亚太等传统军事盟友的关系，同时还积极推动北约东扩，扩大自己的军事同盟体系。相比之下，处于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之外的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崛起国（或潜在崛起国），改变现状的意愿反而要弱得多。面对美国的战略压制，中国和俄罗斯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了克制，始终没有试图建立针对性的军事同盟。面对上述现象，笔者想要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已经拥有单极霸权地位，却仍然会对现状如此不满；而像中国这样不断遭到压制的崛起国，又为什么会甘于现状？
由于我们与这些现象同处一个时代，长期以来司空见惯，因此乍看起来并不觉得他们有多么奇怪。但如果将其同此前的历史稍加比照，上述现象就会显得十分反常，因而也愈发引人深思。
首先，在近现代历史上，军事同盟往往是成对出现的。冷战后却首次出现了长期只有一个同盟体系存在的情况。一部分大国长期保持同盟关系，并且该同盟体系还在不断加强和扩大，而游离于该同盟体系之外的另一部分大国却又能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而不寻求任何改变。
其次，在近现代历史上，改变现状的往往是崛起国（而非霸权国），霸权国则起到制衡（遏制）崛起国扩张的作用，并且霸权国的这种制衡行为经常滞后于崛起国改变现状的行为。但冷战之后情况却恰恰相反，中俄等崛起国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做出明显改变现状的行为，反而是作为单极霸权的美国在不断寻求改变，而且似乎是在积极而超前地制衡中俄。
根据这种对比我们可以推测，冷战后霸权国和崛起国的战略互动模式与此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具体说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冷战后的单极霸权国居然会如此焦虑不安&rdquo；，而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一时期的崛起国反而会如此气定神闲&rdquo；？
（二）有待商榷的解释
受现实主义研究传统的影响，很多学者都试图从相对实力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其中，在回答冷战后美国为什么没有遭遇明显制衡这一问题时，许多学者就认为，因为中国等一般大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太大，从而导致其无力对美国实施制衡。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单极结构下，一般大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非常悬殊，从而形成了很高的制衡门槛&rdquo；。在这种情况下，制衡美国会承担很大的风险和成本，同时也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一句话，中俄等国保持克制的原因就是因为其相对实力太弱。这是近年来研究冷战后对美制衡缺失问题最主流的解释。
诚然，国家实力是国家开展一切行动的资料和力量来源。实力不济，即使有再强烈的意愿也无法付诸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制衡门槛论是具有很大启发意义的。但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均势理论及其背后的现实主义理论都遵循一个重要的理论假定，即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安全是稀缺的。确保安全是国家的首要目标，这是国家制衡行为以及国际均势状态形成的根源。很显然，制衡门槛论回避了均势理论的这一内在逻辑，这使人们不禁要问：实力差距悬殊，弱势一方就会因此而放弃保护自身安全的努力吗？
事实上，历史上许多案例都显示，即使在实力差距异常悬殊的情况下，弱势一方依然会做出积极的努力以制衡强势一方。战国后期，自齐国于公元前２８４年败于反齐联军后，秦国就确立了单极霸权。但直至公元前２４７年和２４１年，依然接连出现了数次合纵联盟以抗衡秦国。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国内一度对是否为西欧提供安全保障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英法等５个与苏联实力存在等级差距的西欧国家于１９４８年３月毅然建立西方联盟&rdquo；，以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末，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实力差距悬殊。但就在这段时期，中国采取了两个拳头打人&rdquo；战略，既反美霸又反苏修。并且就在这段时期，中国积极发展核武器，开展大跃进&rdquo；，坚决而果断地对美苏实施内部制衡。
冷战后中国所需制衡的只有一个美国，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对抗的却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面对的是双倍的实力等级差距！如果说冷战后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不制衡美国是因为与美国实力有等级差距，那么为什么约为冷战后两倍的实力差距却没能抑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的制衡努力呢？同样是实力差距悬殊，为什么有时弱势国家会积极制衡强势国家而有时却不会呢？这一切都说明，从相对实力的角度对冷战后中国等崛起国行为的解释，至少是不完整的。即使承认国家实力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仍然需要清晰地探究出相对实力与崛起国策略反应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
另一方面，其他一些学者也从相对实力的角度来解释冷战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的行为。这些学者从权力转移理论的角度认为，美国在冷战后不断加强同盟关系的行为源于中国（及俄罗斯）实力不断接近以及有可能由此造成的权力转移。在这一派学者看来，冷战后美国加强和扩大军事同盟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就像二战结束后美国对苏联所做的事情一样。但问题是，中国目前与美国的实力究竟已经有多接近&rdquo；？是否真的已经达到如苏联那样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取美国而代之的水平？事实上，关于冷战后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究竟有多少，学者们远未能达成共识。其中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迄今的实力仍未达到足以冲击美国霸权地位的水平。
当然，不同的测算方法所得到的中美实力的数值存在出入，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相对实力视角解释的核心缺陷是，它难以同时自恰地解释中美双方的行为。一方面，假如制衡门槛论成立，亦即中国（及俄罗斯）的行为可以用相对实力来解释，那么这就意味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确悬殊。既然实力差距悬殊，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实力远未达到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程度。既然如此，权力转移论的解释就不成立，美国就没有理由如此迫不及待地加强自己的军事同盟。而另一方面，假如权力转移论的解释成立，即意味着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已经接近到足以引起权力转移的程度。既然如此，那么制衡门槛论&rdquo；就不成立，中俄不建立同盟制衡美国的理由就不存在。如果强行坚持从相对实力的角度进行解释，并认为相对实力能够同时解释中美双方的行为，那么其逻辑上的结论就是：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既悬殊又不悬殊。这直接违背了逻辑的矛盾律。由此可见，相对实力至多只能解释中美其中一方的行为。可即便如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另一方的行为为什么就不遵循相应的相对实力的作用机制呢？一个有效的理论，必须能够对它预设解释范围内的所有对象都成立。我们在用生物进化论成功解释植物的进化之后，必须要能够接着用它来解释动物的进化，而不可以转而用神创论或其他理论来替代。如果非如此不能解释动物的进化，那么进化论本身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就面临严峻的挑战。现在，相对实力论正面临着相似的危险。
除了相对实力的角度，还有学者从安全威胁的角度来解释冷战后中美在安全领域的行为。一些学者认为，冷战后中俄等国之所以不建立军事同盟来制衡美国，是因为美国对他们的安全威胁不够大。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冷战后美国之所以会不断加强在全球的军事存在，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美国的安全。除此之外，规避损失也是一种可能的解释视角：美国不断加强军事同盟的行为也有可能是出于规避未来损失的考虑，即担心中国在未来超过自己因而在当下抢先采取行动。
从安全威胁的角度和规避损失的角度所给出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相对实力角度解释的补充，能够在各自所限定的有限范围内言之成理。但一旦把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的行为放在一起同时考察，这两个视角的解释就会立即遭遇与相对实力角度解释相似的困境，即难以同时完满而自恰地解释美国和中国双方的行为。从安全威胁的角度出发，认为实力强大的美国威胁不到实力较弱的中俄，但同时中俄却居然能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这显然有悖于国际政治的基本常识。从规避未来损失的角度出发，困难则在于，损失厌恶原理（ｌｏｓｓａｖｅｒｓｉｏｎ）应该适用于所有行为体：美国会因为担心未来失去霸权地位而抢先遏制中俄，可为什么中俄这些想崛起的大国就不担心自己未来的损失呢？难道他们考虑不到，如果现在不积极采取行动而任由美国打压，未来实现崛起的成本和难度都会更高更大吗？还是那句话，对现象的解释必须坚持逻辑的一致性。万有引力理论要想有效，不仅要能解释为什么苹果会落地，还要同时能够一致而自恰地解释火箭为什么会上天！
笔者认为，现有这些解释之所以都不能完满地解释冷战后霸权国和崛起国的行为选择，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把美国和中国看作一个互动的整体。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各自的战略选择，都不是在孤立状态下做出的，一方的决策必定是在充分考虑另一方各种可能的反应以及各种反应有可能导致的后果的基础上做出的。因此，只有从互动和博弈的角度才有可能对中美双方的行为同时做出圆满自恰的解释。问题是，能揭示双方博弈形式的模型，该怎么建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做一个理论上的准备。如果冷战后霸权国和崛起国的互动模式真的与此前的互动模式有所不同，那么导致这种新的互动
模式出现的原因，一定也是此前所不存在的。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寻找，国际政治世界在这段时期内还出现了什么重大的变化？进而思考这种变化会对霸权国和崛起国的互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获取影响力的主要途径
（一）国际政治的新变化：大国无战争
在最近几十年中，国际政治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变化是，大约从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大国相互间的战争变得异常稀少和困难。如果１９５０年刚刚建国百废待兴的中国和１９６２年的印度勉强能被视作大国的话，那么自１９４５年至今，国际体系内至多也不过发生过两次大国间战争。一项统计研究显示，１８１６～１９４５年，大国间由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为０．３４６。１９４６～１９９２年这一概率骤降至０．０７７。１８１６～１９４５年，所有国家间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为０．２９６，１９４６～１９９２年这一概率降为０．０８９。这一结果突显出１９４５年之后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困难。不仅回顾历史如此，而且展望未来，我们甚至也看不到大国间爆发全面战争的任何可能性，以至于许多学者都做出了诸如大国间战争已近乎消亡这样的判断。
至于为什么二战以降大国间几乎不再有战争，学者们已经做出了深入的探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际政治的进化。约翰·；缪勒（ＪｏｈｎＭｕｅｌｌｅｒ）指出，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战争曾经有过的正面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进行战争已经逐渐内化为人们的一种超越理性计算的规范。卡尔·；凯森（ＣａｒｌＫａｙｓｅｎ）则认为，工业革命导致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使得战争不再是国家获取利益的有效途径。罗伯特·；杰维斯（ＲｏｂｅｒｔＪｅｒｖｉｓ）同样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指出，发达国家之间从战争到和平的进化源于核武器、经济相互依赖和国家制度的民主化。唐世平认为，历史上国家之间长期的相互征服和吞并，使得征服本身的难度和成本越来越大，这种客观现实逐渐而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战争的价值判断，并最终导致１９４５年后大国征服性战争的消亡。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理查德·；罗斯克兰斯（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ｏｓｅｃｒａｎｃｅ）认为，以贸易这种方式获取利益的成本远低于战争方式，这使得战争不再是国家的理性选择。相似地，爱德华·；曼斯菲尔德（ＥｄｗａｒｄＤ．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指出，贸易的存在会提高战争的成本。菲利普·；马丁（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Ｍａｒｔｉｎ）等学者进一步指出，这种成本包括了经济相互依赖条件下选择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机会成本，这是抑制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更有学者从信号理论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贸易抑制战争的作用机制。埃里克·；加兹克（ＥｒｉｋＧａｒｔｚｋｅ）等学者指出，在经济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国家选择动武会产生显著的经济成本，这使得其释放的威胁动武的信号变得易于置信，因而有助于降低国家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
第三个被广泛讨论的原因是核威慑。在一些学者看来，核威慑对战争的慑止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以及大国间的相互确保摧毁，能够形成很高的战略稳定性。在一些学者看来，核威慑是和平的充分条件，这一个变量就足以防止战争。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核威慑必需同国家常规实力的均衡一起，才能起到防止战争的作用。还有些学者认为，拥有核威慑能力的国家之间固然难以爆发核战争以及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的大规模常规战争，但由于核禁忌规范的存在，大国对小规模军事打击使用核报复是难以令被威慑方置信的，这就使得核武器难以慑止小规模战争。反对这种质疑的学者则认为，即使是小规模战争，失控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依然存在。出于对战争升级的恐惧，大国即使是采取小规模军事行动也会非常审慎。
尽管学界关于大国无战争原因的探讨远不止于此，但笔者对上述三种解释基本持肯定态度。大国间不再有战争，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政治进化至今的产物。经济的相互依赖，使得相当一部分利益争夺由零和变为了正和。而１９４５年核武器的出现，则是大国间战争走向消亡的催化剂和直接原因。不过，探讨大国无战争的原因并非本文的目的。在下面的论述中，笔者将把大国无战争视作给定的前提，而不再讨论这个前提的真假。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把自１９４５年以来的时代称为大国无战争时代，与之相对地，把１９４５年以前的时代称为战争频发时代。
（二）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获取影响力的主要途径
在确定大国不再有战争这一重大变化之后，紧接而来的问题是，这一变化会对国际政治以及大国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影响当然是大国安全环境的变化。由于大国之间不再有战争，因此大国不再有大规模军事入侵之虞。相应地，大国的战略目标也不再仅限于确保本国的安全。事实上，自二战以来，特别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大国最主要的战略目标就是对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追求。另一个不易察觉但十分重要的影响则是，大国追求国际影响力的主要途径，也由于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改变。
在讨论大国提高影响力的主要途径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明确影响力&rdquo；这个概念的含义。影响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只要一个国家的存在及其行为对其他国家的决策构成了影响，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国家具有影响力。这里所说的影响，既包括了积极的影响，也包括了消极的影响。而狭义的影响力则是指，一个国家让其他国家做出符合该国意愿的行为的能力。这里所说的影响仅指积极影响。在以下的讨论中，影响力均指狭义的影响力。
从一般意义上讲，大国获取利益和影响力的途径归根结底有两种，一种是武力及武力胁迫，另一种是利益交换。武力及武力胁迫是指通过赢得战争，或者通过使用和炫耀武力，获得权威（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或威望（ｐｒｅｓｔｉｇｅ），并借此使得弱国意识到与强国争执是没有意义的，强国因而能够迫使弱国接受或支持自己的要求，进而强化自己的国际影响力。武力及武力胁迫获得影响力的核心逻辑是：因为害怕你，所以支持你。利益交换则是指，为其他国家提供某种好处，以此换取其他国家对本国的支持。例如霸权国可以向国际社会提供诸如安全保障、经济秩序这样的国际公共物品，以此换取霸权体系的稳定。又如国家可以试探性地为其他国家提供一定的好处，从而影响对方决策的成本－收益计算，同时借此释放善意信号，以此实现国家关系的改善。利益交换换取影响力的核心逻辑是：因为需要你，所以支持你。
应当承认，在无政府状态下，上述这两种获取利益和影响力的途径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在不同的时代，这两种途径的效力大小却存在明显差异。在战争频发时代，由于战争频发，武力和战争是国家间解决利益争端的首选和常用手段，谁能赢得战争，谁就能最终决定利益的归属。在那个时代，正如托马斯·；谢林（ＴｈｏｍａｓＣ．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所说，拥有足够军事力量的国家可以无需讨价还价。另一方面，由于战争频发，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现实而紧迫，因此国家的贴现因子很小，只重视短期收益，而不关注长期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朋友很有可能明天就成为敌人。这意味着，在这一时代，大国在为其他国家提供好处后很难获得稳定可靠的回报。不仅如此，小国还可能利用这些好处缩小与大国的实力差距，这对于战争频发时代的大国而言是有相当风险的。受这两方面原因的影响，在战争频发时代，大国获取影响力的主要途径是武力及武力胁迫而非利益交换。
而到了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的生存安全不再紧迫和致命，因此国家实力的增量对大国安全的边际效用开始变得非常有限。此外，大国间不再有战争，国际战争的频率也有所下降，这就使得大国通过军事手段获得利益和资源的路径变得不再畅通。不仅如此，由于战争越来越稀少，特别是不再有大国间的战争，这既使得大国越来越难以通过诉诸武力的方式来展示和炫耀自己的实力，同时也使得包括小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不惧怕大国言辞上的恫吓和要挟。另一方面，由于大国间不再有战争，国际体系的总体和平与稳定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得到维持，这使得大国开始关注较为长远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愿意也敢于与其他国家开展利益交换，为小国提供好处。而小国为了更长时间地享受这种好处，也不再会轻易地背叛为其提供好处的国家。很显然，在这个时代，一个大国能够为他国提供的好处和帮助越多，同时接受这种好处和帮助的国家越多，那么它就越容易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和认可。总之，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获取影响力的主要途径已经从武力及武力胁迫变成了利益交换。
利益交换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大国为其他国家（主要是小国）提供某种好处，以此换取小国在政治上对其的支持；小国则通过对大国提供政治上的支持，来换取这种好处。这种好处既可能是安全上的保障，也可能是经济上的支持或援助。然而，大国换取小国支持最有效的办法是给予其安全保障而非经济援助。原因如下：
首先，安全是小国第一位的需要。利益交换涉及到利益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从供求关系来看，如果某种好处是小国的刚性需求，而这种好处在国际社会中又非常稀缺，小国靠自身能力很难获取，那么小国对能为其提供这种好处的国家的依赖程度和支持力度就会很大，相应地，大国以提供这种好处来提升自己影响力的效率也会很高。毫无疑问，生存安全是所有国家的首要需要。尤其是小国，仅凭自助&rdquo；很难在危机中确保自己的生存安全。即使是在大国无战争时代，由于大国与小国、小国与小国之间的战争并未消亡，这意味着生存安全至今仍是小国最首要和最直接的需求。
其次，小国获取经济援助的渠道远多于获取安全保障的渠道。在全球化日益密切的当代，小国获取经济资源和经济援助的渠道日趋多元化，目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每年都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即使某大国扬言不对某小国提供经济援助，该小国依然可以从其他大国那里继续获得经济援助。这意味着，某个具体大国依靠经济手段难以对小国实施有效的诱导。相比之下，有能力也有意愿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大国却寥寥无几。小国在安全保障方面的选择余地远远小于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选择余地，这更加凸显了安全保障这种资源的稀缺性。
再次，经济上大国和小国常常存在相互&rdquo；依赖，这与安全上小国对大国的单向依赖截然不同。小国固然需要大国提供的资金、技术乃至经济秩序等好处，但发达国家在资源、能源、低端商品和低技术含量商品等领域也会依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大国在政治上对小国的影响力，因为小国已经在经济领域回报&rdquo；了大国。而在安全领域，大国与小国的需求是极度不对称的。没有美国的安全保障，日本、韩国、以色列的安全就会面临很大的威胁；可是没有这些国家，美国的安全却不会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从经验上看，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现象十分常见。例如二战后美国为西欧、日本等地区和国家提供安全保障，苏联为东欧、中国等地区和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等等。冷战后，美国继续为日本、西欧提供安全保障，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则为日本、西欧提供了廉价的生活用品和广阔的市场。但美国能够令日本长期在政治和外交上追随自己，也能有效地左右欧盟的对华武器出口政策，而中国在高政治领域对欧洲和日本的影响力却十分有限。
总之，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获取影响力的主要途径是利益交换。其最主要的实现形式是，大国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以此换取小国在政治和安全上对大国的支持和依赖。
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
在明确了大国获取影响力的主要方式是利益交换之后，现在可以回到这篇文章的核心问题上来，那就是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和霸权国的互动究竟是沿着怎样一种机制展开的？如前所述，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像霸权国和崛起国这样的大国，已经不再那么地担心自身的生存安全，而更多地是为保持或争取国际影响力而努力。由于影响力是权力的实现方式和表现形式，因此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追求影响力实际正是追求权力的集中体现。在实力对比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追求权力就是追求影响力。在以下论述中，笔者将不加区分地混用权力&rdquo；和影响力&rdquo；这两个概念。
很显然，霸权国和崛起国都想保有和谋求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影响力的竞争。如前所述，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获取影响力的主要途径是利益交换，即主要是通过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来换取小国在政治上的支持。因此，大国间权力竞争的核心，就是安全保障接受国数量的竞争。比如说，接受霸权国安全保障的国家越多，根据利益交换的原理，支持和追随霸权国的国家就会越多，霸权国在权力竞争中就越有利。而如果接受崛起国安全保障的国家更多，那么支持和追随崛起国的国家就更多，崛起国在权力竞争中就更有利。这很像企业对市场份额的竞争。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谁的市场份额更高，谁对市场的控制力就更大，谁在市场竞争中就更有优势。
在不考虑其他大国决策的情况下，霸权国和崛起国各自的理性选择当然都应是尽最大努力加大对外安全保障的投入，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为尽可能多的小国提供安全保障。但在实际中，某个大国的战略决策都不会独立于其他国家的决策和行为，其他国家的决策会因该大国决策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决策的收益和成本便不能独立地获知，而且还要同时受到其他国家决策反应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霸权国和崛起国追逐影响力的行为，并不是一种自动的&rdquo；行为，而是一种互动的&rdquo；行为。因此，如前所论，我们要想准确地理解和揭示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必须将霸权国和崛起国的行为纳入到博弈的分析框架中。
（一）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类比寡头垄断市场
要想从博弈的视角认识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影响力竞争的机制，我们有必要先将当前的国际政治世界和微观经济世界中的寡头垄断市场做一个类比。在微观经济世界中，企业获利的主要途径恰巧也是利益交换。企业生产商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此换取消费者所支付的货币（以及由此带来的利润）。这与当前大国获取影响力的内在机制相同。在寡头垄断市场中，提供某种商品的企业数量很有限；而在国际政治世界中，能够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大国同样屈指可数。在寡头垄断市场中，享受寡头垄断企业商品的行为体是消费者；而在国际政治世界中，享受大国所提供的安全保障的行为体是众多的中小国家。消费者为企业支付货币以实现对企业的回报；而中小国家为大国支付的货币&rdquo；则是对大国的支持。当前国际政治体系与寡头垄断市场的类比如表１所示。
我们要想知道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是如何展开权力竞争的，不妨先看看寡头垄断市场中寡头企业是如何竞争的。寡头企业在竞争中的战略选择是什么？竞争的结果又是怎样的？
对于某一市场中的寡头企业而言，谁的商品能够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谁就对市场拥有更大的控制能力，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如果某个寡头企业的市场份额足够大，那么它甚至有可能将其他的寡头企业挤出该市场，从而形成垄断。因此，寡头企业总是会寻找一切机会，尽可能地扩大其市场份额，同时挤占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不过，同国际政治体系中大国的行为相似，寡头企业的行为会受到供求关系以及竞争对手行为选择的约束。幸运的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清晰地揭示了不同情况下寡头企业的行为规律。
假设一个寡头垄断市场中只存在两个寡头企业，那么他们之间的战略互动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这两个寡头企业同时出现在市场中。和任何企业一样，这两个寡头企业都想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他们的选择都是尽可能扩大生产，从而占据尽可能多的市场。由于他们知道彼此都会这么做，而如果自己行动迟缓，对方就有机会抢先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自己再想参与竞争就会陷入被动，因此这两个寡头企业都不敢有太多的等待和观望。外在的表现就是，这两个企业会同时扩大产量。而直到两个企业的产量相等并且等于一个定值时，两个企业才会停止扩大产量，市场竞争趋于稳定。竞争的结果是两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大致相等。
另一种情况是，市场中原本只有一个垄断企业（称为领头者），随后另一个企业（称为尾随者）进入该市场与领头者展开竞争。当领头者知道尾随者要进入市场时，它为了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理性选择应该是抢先一步扩大自己的产量，降低商品的市场价格，率先挤占市场份额。这样，当尾随者进入市场时，由于继续扩大产量将会导致市场价格的进一步下降，进而愈发削减尾随者自己的收益，因此尾随者不得不将自己的产量控制在较低的水平。这样竞争的结果，尾随者的市场份额会显著小于领头者的市场份额。第二种情况与第一种情况的核心差异在于两个企业出现的时间。如果其中一个企业后进入市场，就会给前一个企业提供宝贵的时机，使其发挥先动优势（ｆｉｒｓｔ－ｍｏｖｅｒ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二）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
通过类比寡头企业的竞争机制，我们可以推出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权力竞争的机制：在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为了争夺权力，会尽可能多地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谁拥有的消费者&rdquo；（即接受其安全保障的国家）越多，谁就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两国所拥有的消费者&rdquo；的相对数量，则取决于霸权国是否有机会率先扩大其对外安全保障的规模，扩大和加强其安全同盟体系。如果没有这个机会，那么两个大国所拥有的消费者&rdquo；的数量会大致持平，两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会大致相当。而如果霸权国有这个机会，那么它一定会抢先加大对小国安全保障的投入。即使霸权国明知道增加安全供给会付出相当大的成本，而且会引起崛起国的不满甚至战略反制，但霸权国仍然会坚持这一战略选择，因为它有理由以这种战略抑制崛起国的竞争，从而延长自己的霸权地位。霸权国这种战略选择的结果是，留给崛起国非常有限的一小部分的消费者&rdquo；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崛起国很难在权力竞争中获胜。再加之成本和风险的约束，崛起国即使明知道未来自己的收益可能会更大，但依然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暂时放弃与霸权国的竞争。
从１９４５年开始算起的大国无战争时代，显然包括了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两个阶段。稍稍回顾历史即可发现，上述两种权力竞争机制，分别能够很好地刻画这两个阶段中一流大国之间的互动与竞争模式。
１．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权力竞争
二战结束后，国际体系内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正如古诺模型所预测的那样，美苏两国在冷战初期的行为十分相似，都在争取盟友并积极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１９４９年４月，美国与加、英、法等１１个北美西欧国家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建立北约军事组织。１９５１年１０月，美国通过《共同安全法》，对外援助的重点从经济转向军事，援助地区从欧洲扩展至亚洲。同一时期，美国先后与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中国台湾等亚太国家和地区建立双边或多边军事同盟，并与亚欧７个国家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构建起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苏联方面，１９５０年２月与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１９５４年５月，苏联与东欧７国缔结《华沙条约》并建立华约组织，建立起社会主义阵营。美苏两国行为的结果也一如古诺模型所预示的那样，最终使得东西方两个阵营的规模大致相当，苏联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与美国同一级别的影响力。
在均势理论看来，美苏之所以会各自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同盟体系，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形成，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确保生存安全的必然结果。但安全真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吗？事实上，以二战刚结束时中小国家的实力，很难为美国和苏联提供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安全保护。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由于孤立主义思潮一度兴起，以至于美国曾一度犹豫是否要参加北大西洋同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国的同盟关系破裂，与其东欧盟友的关系紧张，但这一时期的苏联非但不担心自身的安全，反而积极对外扩张。这些案例都说明，是否存在外部同盟，与美国和苏联的安全没有太大关系。美苏与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同盟，自身安全并非其主要考虑。
结盟不仅带给美苏安全上的效用非常有限，而且还增加了美苏额外承担的军事义务和战争风险。例如冷战时期美国一直担心苏联进攻西欧的行为会将其拖入战争甚至核战争。美苏之所以会自愿地为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甚至不惜冒被拖入核战争的风险，只有从利益交换的角度才能比较好地得到解释。美苏分别建立军事同盟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想借此来换取盟友对其的依赖和支持。
２．冷战后美国和中国（俄罗斯）的权力竞争
苏联的解体为其他大国提供了参与权力竞争的机会。但同时，也使得美国在那时成为国际安全保障这个市场&rdquo；中唯一的供给者。美国要想在随后的权力竞争中占据优势，其理性选择一定是抢先扩大自己的产量，在其他竞争者涌现之前，笼络尽可能多的安全消费者&rdquo；。事实上，美国在冷战后的战略选择正是斯塔克伯格模型在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典型案例。苏联解体后，美国继续保持其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压倒性的军事力量。１９９５年２月，美国国防部出台《美国对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战略》，明确表示以大约１０万人的标准维持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对于其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同盟&mdash；&mdash；&mdash；美日同盟，１９９６年４月美日首脑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随后又于１９９７年２月完成新修订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全面加强美日军事同盟关系。在欧洲，北约理事会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决定实施东扩计划。１９９９年３月，波兰等３国正式加入北约。２００４年３月，保加利亚等７国成为北约正式成员。２００９年４月，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又加入北约，北约成员国至此增至２８个。不仅如此，美国还不断努力推进导弹防御计划。为了坚持这些计划和战略，美国甚至不惜付出加深中俄等国疑惧这样的政治成本。美国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加强军事同盟、发展导弹防御计划等行为对美国本国安全的边际效用微乎其微。单从美国自身决策的角度看，美国冷战后的这些行为是不理性的。但如果放在互动的框架中，我们就会发现，这正是美国抢先挤占安全市场&rdquo；的份额，抑制中俄竞争的最优选择。
对于目前的中国（和俄罗斯）而言，其相对实力固然尚未达到当年苏联那样的等级，而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美国抢先扩大安全供给的产量&rdquo；，使得可供中国结盟并愿意接受中国安全保障的国家已经变得非常有限。２０１０年，随着美国重返亚洲&rdquo；，即使中国立即调整政策，东南亚许多国家短期内也很难舍弃美国而转而接受中国的安全保障。２０１０年８月，美国与越南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无疑是挤压中国潜在盟友的一个具体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短时期内很难采取有效的行动与美国竞争影响力。
至此，我们实际上已经对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问题做出了解答。冷战后，美国之所以会不断加强同盟关系，扩大盟友数量，既不是因为担心中国和俄罗斯会主动威胁和侵犯其安全，也不是为了在未来对中国和俄罗斯发动预防性的霸权战争，而是为了在自己的买家&rdquo；（盟友）那里树立良好的信誉度，让他们安心于接受自己的安全保障（从而继续追随自己），同时也为了抢夺中俄两国安全供给的潜在买家&rdquo；，从而确保自己拥有绝对多数的国际支持。而中俄两国之所以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而在长时期内保持克制，是因为他们没有充足的市场资源&rdquo；可供利用，短期内无力改变国际安全供给的市场结构&rdquo；。
（三）战争频发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博弈
在明确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权力竞争的机制之后，富有批判意识的读者很可能会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霸权国提前加大对外安全保障投入的战略能够有效地抑制崛起国的竞争，那为什么二战以前的霸权国（如英国）却并没有明显采用这种战略呢？这个细心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加完整地
把握更长历史时段中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的逻辑。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倒很简单：英国之所以没怎么用这种战略，是因为这种战略生效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大国无战争，而这个前提在二战以前是不存在的。
在战争频发时代，崛起国要想与霸权国竞争国际影响力，显然有两种战略可供选择：武力扩张（Ａ）；以及通过利益交换以提升影响力（Ｂ）。崛起国究竟选择哪种战略，霸权国无法事先确定。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国有两种可选择的应对战略：武力遏制（Ｃ）；通过利益交换与崛起国竞争影响力（Ｄ）。根据国际政治的一般常识易得：对于崛起国，不同战略组合的效用排序为ＡＤ＞ＢＤ＞ＡＣ＞ＢＣ；对于霸权国，效用排序为ＤＢ＞ＣＢ＞ＣＡ＞ＤＡ。战争频发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博弈可如图１所示。
该博弈的纳什均衡为矩阵左上角的战略组合（武力扩张，武力遏制）。也就是说，在战争频发时代，面对崛起国可能的挑战，武力遏制是霸权国的理性选择。由于崛起国武力扩张可能性的存在，霸权国难以放心且有效地实施利益交换战略。
通过与战争频发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博弈的对比，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大国无战争对于大国战略互动的深刻影响。大国无战争，在客观上消除了崛起国战略选择的不确定性。即由于崛起国不可能发动针对霸权国的军事扩张，因此霸权国只需考虑应对崛起国利益交换&rdquo；这一种战略（即图１中的Ｂ战略）。由于大国间不再有战争，才将霸权国与崛起国的互动由你死我活的战争杀伐导入类似企业竞争的温和模式中来，才使得类似寡头市场的博弈逻辑开始在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运转。
此外，这个博弈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战争频发时代经常出现制衡滞后和制衡不足的情况。当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组合落在该博弈矩阵的右下角时，霸权国的收益最大。这会对霸权国构成不小的诱惑，使其希望崛起国选择利益交换而不是武力扩张。在这种情况下，愿望思维（ｗｉｓｈｆｕ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会很容易产生。同时，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会采取各种手段和策略，隐藏自己真正的战略意图，尽力使霸权国相信自己不会选择武力扩张，或者威胁对其实施惩罚。这会进一步诱使霸权国倾向于选择图１中的Ｄ而非Ｃ。历史上，无论是拿破仑法国扩张时期的英国，还是希特勒德国扩张时期的英美苏等大国，无不是直到崛起国的武力扩张已经直接侵犯到自己的领土时，才下定决心实施武力遏制。
（四）小结暨对潜在质疑的反驳
笔者从解释冷战后美国和中国战略互动的经验困惑入手，借鉴经济学有关寡头市场竞争的模型，构建了一个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动态理论。该理论揭示了自战争频发时代至今不同情况下霸权国和崛起国权力竞争的内在机制。在战争频发时代，由于崛起国战略的不确定性，因此利益交换战略并不是霸权国竞争国际影响力的首选战略，体系战争或者霸权战争才是权力转移的主要途径。而到了大国无战争时代，利益交换则成为大国获取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如果同时出现两个超级大国，那么两国都将积极为其盟国提供安全保障。其结果是两国的国际影响力会处于大致相当的水平。而如果只有一个霸权国，该霸权国的首选战略则会是，抢在崛起国行动之前加大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力度。受成本和风险的约束，崛起国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难以在短期内参与同霸权国的竞争，霸权国因而得享长时间的权力优势。
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国家相对实力的作用机制。如本文所论，冷战时苏联和冷战后中国的战略选择之所以不同，源于两国与美国实力差距的不同。苏联与美国处于同一实力等级，所以能够与美国同时展开权力竞争。冷战后中国的实力与美国不在同一等级，因而使美国得以发挥先动优势。如此看来，笔者的理论同样是建立在相对实力的基础之上。那么，这是否与本文一开始对相对实力角度既有解释的批判自相矛盾了呢？既然相对实力差距是苏联和中国行为差异的根本原因，那么笔者的理论与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又有何区别呢？是否会像某些可能的批评所说，只不过是把新现实主义的那套逻辑重复&rdquo；了一遍而已呢？
当然不是。区别在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逻辑机制不同。笼统说来，相对实力有两种用途，自助和他助。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武力胁迫和利益交换。新现实主义强调前者，而笔者强调后者。在新现实主义学者看来，冷战后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其行为的根本动因是自身安全，为此大国才会积极扩张权力。除此之外，大国要想获利，必需依靠武力的胁迫和掠夺。而笔者的理论则强调后者。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国家实力依然至关重要，只不过大国主要不是再依靠它来胁迫他国，而是用其来为他国提供好处。在笔者看来，自二战结束以来，体系内的一流大国都不再担心自身的生存安全，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是美苏两国以利益交换的方式竞争国际影响力的自然结果，而冷战后美国积极改变现状而中俄保持克制，也同样是在利益交换的逻辑下双方博弈的必然选择。新现实主义理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战争频发时代大国的行为，而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展示的那样，如果坚持用新现实主义的视角来解释冷战后美国和中国双方的战略选择，就势必会陷入同一逻辑无法同时解释双方行为的窘境。只有从利益交换的视角，才能将原本看似不理性的行为纳入到理性解释的框架中来。
相对实力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当然是普遍的和深刻的。试问在微观经济世界中，企业间的竞争难道不也是受到彼此相对实力的深刻影响吗？经济学家经常从企业的相对实力出发来分析企业的行为，可是试问：有谁会因此而指责经济学家剽窃了&mdash；&mdash；或者至少重复了&mdash；&mdash；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虽然逻辑起点都是相对实力，但在国际政治和微观经济这两个系统中，相对实力对行为体的作用机制却迥然不同。而本文则揭示了，在大国无战争时代，相对实力对霸权国和崛起国行为的影响机制，更接近于其在微观经济世界中的机制，而与（以新现实主义学者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学者所熟悉的战争频发时代的实力作用机制大相径庭。揭示了这一点，正是本文在解释当代一流大国的行为逻辑方面超越新现实主义的贡献所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同样都是为了解释物体的运动，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同样都是以物体的质量作为解释的起点！但没有人会认为爱因斯坦的理论抄袭和重复了牛顿的工作，因为相对论与万有引力定律的内在因果机制是不同的。
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新崛起困境&rdquo；：代结论
有学者将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总结为崛起困境&rdquo；，即认为崛起国随着自身实力的迅速增长，会遭遇来自体系的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这种判断对于战争频发时代的崛起国而言是大致准确的。除美国外，１６～１７世纪的英国、拿破仑时期法国、威廉二世的德国、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其崛起的过程最终都遭遇了战争。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自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安全压力已不再是崛起国这样的体系大国所面临的首要压力了。我们很难想象现在的中国和美国会爆发全面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一定是和平的&rdquo；崛起。他国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几率固然微乎其微，而中国依靠武力扩张入侵别国而实现崛起的可能性也同样不存在。受大国无战争这个时代所决定，中国除了和平&rdquo；崛起之外别无它途。
中国崛起的主要压力在于，在美国已经抢先垄断国际影响力的情况下，中国如何才能赢得２１世纪这场全新的权力竞赛，实现最终的崛起。正如本文所述，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赢得国际影响力的最主要途径是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但在崛起国拥有足够能力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之前，在位的霸权国会抢先去做这件事，会抢先把尽可能多的国家笼络为自己安全保障的接受国。这样，由于缺乏足够的客户&rdquo；，崛起国即使已经拥有了与霸权国相当的实力，也很难拥有与之相当的影响力，因而也就无法真正取代霸权国而成为新的霸权国&mdash；&mdash；这才是当前中国崛起的真正困难所在。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不是如何预防和避免体系战争，而是如何以一个后入者的身份，与美国竞争国际安全这个消费市场&rdquo；的市场份额&rdquo；，笼络更多的安全消费者&rdquo；。
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世界中，一个企业如果选择不参与某个市场的竞争，那么它的收益固然为０，可它的成本也为０。但在国际政治世界中，一个一流大国如果不参与国际安全这个消费市场&rdquo；的竞争，不积极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那么它的净收益非但不会为正，甚至还可能为负。这是因为国际政治世界中广泛存在着安全困境&rdquo；效应。如果一个大国物质实力迅速增强，同时又不为他国提供好处并释放善意信号，那么很难避免其他国家&mdash；&mdash；&mdash；尤其是邻国&mdash；&mdash；&mdash；对它的猜疑和恐惧。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如果不参与同霸权国的竞争，不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那么中国的实力增长速度越快，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小国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程度就会越深，这些国家反过来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就会越大，这样，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就会愈加萎缩。
上述两方面的情况意味着，对于中国而言，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自己的影响力短时期内也很难超越美国，并且中国还要为此承担不菲的成本和风险；可如果不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那么自己原本就不多的影响力会变得更少。这是中国乃至当前时代任何想崛起的大国所面临的新的崛起困境。如何化解这种新崛起困境，是亟待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战略学家研究的新问题。
本文编号：19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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