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17-06-26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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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是指安理会将武力强制措施的执行权交由会员国代为实施的集体安全行动方式。依据《联合国宪章》第39条的规定,安理会享有对“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和侵略”三种国际和平安全情势的断定权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执行权。强制措施包括第41条规定的和平性的制裁和第42条规定的武力性质的执行行动。而且,第七章随后的第43—47条规定,执行行动应当由“联合国军”来实施,且由安理会设立的军事参谋团来统率。然而,形势的发展并未按照宪章预设的轨道进行,联合国成立不久冷战开始,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对立使第43条所构想的“联合国军”无法组建,执行行动随之就成为纸面上的空文。没有武力措施做后盾,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就是没有利爪的老虎,将会重蹈国际联盟的覆辙。为此,安理会只得援引宪章第七章对会员国进行授权。可见,授权使用武力是联合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变通办法,是安理会结合国际关系形势所做的一种务实性选择。经过长期的实践,这种变通办法实际上已经取代了第42条预想的执行行动,成为安理会武力强制措施的实施方式。而且,在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等方面形成了很多惯例,这些惯例标志着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已经形成机制化,但这种机制显然是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中派生出来的。因其派生性,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就在合法性、规范性、有效性等方面有着诸多的不足,在其实践中必然性就会引起争论。本文试图利用国际机制这一理论来全面讨论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所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并试图提出改革完善的相关建议。本文第一章主要是厘清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的发展流变。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从朝鲜战争出现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先例到海湾战争的形成阶段,从波黑局势到利比亚、刚果局势的由国际问题向国内问题发展的适用范围扩大阶段,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发展增加了反恐和打击国际犯罪的适用对象扩大阶段,认清其发展趋势和阶段特点。第二章主要讨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的合法性问题。由于该机制在《宪章》中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实践中授权行动又总被大国左右,偏离联合国轨道,所以自产生以来该机制的合法性就引起了诸多争论。本章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于该问题肯定性和否定性的争论,认为虽然该机制在《宪章》中并未明确规定,但是从原生机制和派生机制关系、以及国际组织暗含权力学说的角度可以接受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的合法性。第三章主要讨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的规范性问题。由于该使用武力方式在《宪章》中是没有明文规定,是安理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本质上是安理会“执行行动”的替代品,没有明确的文本依据以及完善的国际机制所应具备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存在规范性问题。决策文本上用词和内容的模糊性、宽泛性等问题,和在实践中监督与控制的缺失等问题,造成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实践中的规范性不足,一直倍受诟病。第四章主要讨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的有效性问题。从历次实践的结果来看,安理会的授权行动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也遭遇到了许多失败。究其原因,其有效性问题不仅源自派生机制在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等方面的法律原因,也是因为国际机制在运行中受制于国际政治现实而难以发挥作用。第五章主要探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的改革完善问题。本章综合前文分析,认为当前可行的改革完善建议总体上就是要通过完善《宪章》条款或颁布正式文件的形式,使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这种派生机制上升为正式机制,具体而言需要完善授权决策机制、授权决议文本和授权实施机制并建立授权评估机制。结语部分首先是总结本文内容,并且简要讨论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对于中国举足轻重的意义。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重要的作用,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问题上,中国不仅手握否决权,并且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因此,为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奋发有为,适应我国外加转型,本章还指出我国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机制中应该持有的立场和态度,并且提出相应对策和参与建议,希望能够对我国未来的外交决策有所贡献。
【关键词】：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 国际机制的法律化
【学位授予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6
【分类号】：D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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