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绂《北京八景图》真伪问题再研究
发布时间：2021-11-10 18:45
<正>围绕"北京八景"进行的诗文唱和和图画创作,是明初永乐朝迁都过程中一项重要的艺文活动。其存留的诗文文本和相关视觉材料,为我们重构明初的艺文创作世情与文化政治生态提供了双重的视角。不过,由于文本和图像之间错综复杂的离合关系,该专题研究迄今为止仍然存有不少滞碍。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对王绂《北京八景图》真伪问题的研究。现存最早的《北京八景图》实物图像遗存,庋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本）。此画作原为清宫旧藏,画卷由八幅各自独立的水墨纸本
【文章来源】：新美术. 2020,41(07)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23 页
【部分图文】：
《北京八景图》国博本“居庸叠翠”卷后跋文
上述诸家对国博本真伪问题的讨论,无疑深化了王绂《北京八景图》研究,但相互抵牾的观点显然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为了突破既定的论证逻辑,本文另辟蹊径,提出并讨论诸家皆忽视的一个问题:倘若国博本属于王绂《北京八景图》副本或摹本,那么,《北京八景图》祖本的创制过程与视觉形态如何?其与作为副本或摹本的国博本又是何种关系?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丛考《北京八景图》祖本、诗文诸刻本与国博本之关系。一 《北京八景图》祖本、诗文诸刻本及国博本关系丛考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审视一下国博本跋文的视觉形态。各景本幅后除了(杨荣)注文外,尚有九首七律题跋其上,其中第四首到第九首,皆是在诗文左侧题署作者名字,诗文内容及相应作跋人亦与刻本所载吻合。第一首到第三首,由于作者款识不全且错乱无序,辨识起来相对困难。不过,对照张光启刻本内容,可以很明确地获知前三首七律的作者从右到左依次是邹缉–胡俨–杨荣三人。以国博本《金台夕照》卷后跋文为例(图3)。第一首邹缉七律,除了张光启刻本外,亦缉录于《帝京景物略》(1635年刊行)和《天府广记》等文献。《帝京景物略》“黄金台”条下,辑录有邹缉《黄金台晚望》诗,诗文与国博本邹缉诗跋仅一字之别。31 第二首胡俨七律,见录于胡俨个人文集《颐庵文选》“北京八咏”诗文,32 其另外七首亦与国博本各景后胡俨诗文相合。在邹缉七律诗文左侧,多有“胡俨”署款并钤其“若思”与“祭酒私印”。该作品入藏乾隆内府并被《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时,著录者阮元依照卷中第四首到第九首诗文和作者署款的格套,想当然地将邹缉七律左侧的胡俨署款视为邹缉诗文的署款,从而产生张冠李戴的错误。33 不过,这样的署名错序并未出现于国博本第五景“居庸叠翠”后(图4)。该幅九首七律,除第一首未署邹缉名款外,其余八人皆在其七律左侧中部署款。史树青显然已经注意到了“居庸叠翠”后署款“多杨荣一人”。34 遗憾的是,他只是困惑于这种“乱象”,并没有将其转化为识读国博本诸跋作者归属的线索。第三首杨荣七律,见录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日下旧闻考》武英殿刻本,言及诗文乃抄录于《燕山八景图诗》。35 再看国博本各景后诗跋书写风格,同一作者名下,其跋文书写风格完全相同,当系同一人执笔题写于各景后。以杨荣(图5)和胡俨(图6)为例,卷中各自名下的八首七律缀合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准确辨识出国博本八景后诗文作者、书写者及其各景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据此可知国博本各景后诗文文本的视觉形态,即从右到左依次为杨荣景观注文–邹缉七律–胡俨七律–杨荣七律–金幼孜七律–曾棨七律–林环七律–梁潜七律–王洪七律–王英七律。除杨荣景观注文外,其跋文序列与《北京八景图》祖本完全吻合,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国博本与祖本之间特殊的亲缘关系。图4《北京八景图》国博本“居庸叠翠”卷后跋文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玉堂天上:清宫旧藏明代“北京八景图”新探[J]. 衣若芬. 故宫学刊. 2016(01)
[2]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京八景图卷》再议[J]. 杨扬. 书画世界. 2015(05)
[3]帝都胜游 朝鲜本《北京八景诗集》对《石渠宝笈续编》的补充与修正[J]. 衣若芬. 紫禁城. 2015(09)
[4]燕云入画——《北京八景图》考析[J]. 李若晴. 新美术. 2009(06)
[5]王绂北京八景图研究[J]. 史树青. 文物. 1981(05)
本文编号：3487750
【文章来源】：新美术. 2020,41(07)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23 页
【部分图文】：
《北京八景图》国博本“居庸叠翠”卷后跋文
上述诸家对国博本真伪问题的讨论,无疑深化了王绂《北京八景图》研究,但相互抵牾的观点显然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为了突破既定的论证逻辑,本文另辟蹊径,提出并讨论诸家皆忽视的一个问题:倘若国博本属于王绂《北京八景图》副本或摹本,那么,《北京八景图》祖本的创制过程与视觉形态如何?其与作为副本或摹本的国博本又是何种关系?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丛考《北京八景图》祖本、诗文诸刻本与国博本之关系。一 《北京八景图》祖本、诗文诸刻本及国博本关系丛考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审视一下国博本跋文的视觉形态。各景本幅后除了(杨荣)注文外,尚有九首七律题跋其上,其中第四首到第九首,皆是在诗文左侧题署作者名字,诗文内容及相应作跋人亦与刻本所载吻合。第一首到第三首,由于作者款识不全且错乱无序,辨识起来相对困难。不过,对照张光启刻本内容,可以很明确地获知前三首七律的作者从右到左依次是邹缉–胡俨–杨荣三人。以国博本《金台夕照》卷后跋文为例(图3)。第一首邹缉七律,除了张光启刻本外,亦缉录于《帝京景物略》(1635年刊行)和《天府广记》等文献。《帝京景物略》“黄金台”条下,辑录有邹缉《黄金台晚望》诗,诗文与国博本邹缉诗跋仅一字之别。31 第二首胡俨七律,见录于胡俨个人文集《颐庵文选》“北京八咏”诗文,32 其另外七首亦与国博本各景后胡俨诗文相合。在邹缉七律诗文左侧,多有“胡俨”署款并钤其“若思”与“祭酒私印”。该作品入藏乾隆内府并被《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时,著录者阮元依照卷中第四首到第九首诗文和作者署款的格套,想当然地将邹缉七律左侧的胡俨署款视为邹缉诗文的署款,从而产生张冠李戴的错误。33 不过,这样的署名错序并未出现于国博本第五景“居庸叠翠”后(图4)。该幅九首七律,除第一首未署邹缉名款外,其余八人皆在其七律左侧中部署款。史树青显然已经注意到了“居庸叠翠”后署款“多杨荣一人”。34 遗憾的是,他只是困惑于这种“乱象”,并没有将其转化为识读国博本诸跋作者归属的线索。第三首杨荣七律,见录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日下旧闻考》武英殿刻本,言及诗文乃抄录于《燕山八景图诗》。35 再看国博本各景后诗跋书写风格,同一作者名下,其跋文书写风格完全相同,当系同一人执笔题写于各景后。以杨荣(图5)和胡俨(图6)为例,卷中各自名下的八首七律缀合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准确辨识出国博本八景后诗文作者、书写者及其各景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据此可知国博本各景后诗文文本的视觉形态,即从右到左依次为杨荣景观注文–邹缉七律–胡俨七律–杨荣七律–金幼孜七律–曾棨七律–林环七律–梁潜七律–王洪七律–王英七律。除杨荣景观注文外,其跋文序列与《北京八景图》祖本完全吻合,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国博本与祖本之间特殊的亲缘关系。图4《北京八景图》国博本“居庸叠翠”卷后跋文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玉堂天上:清宫旧藏明代“北京八景图”新探[J]. 衣若芬. 故宫学刊. 2016(01)
[2]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京八景图卷》再议[J]. 杨扬. 书画世界. 2015(05)
[3]帝都胜游 朝鲜本《北京八景诗集》对《石渠宝笈续编》的补充与修正[J]. 衣若芬. 紫禁城. 2015(09)
[4]燕云入画——《北京八景图》考析[J]. 李若晴. 新美术. 2009(06)
[5]王绂北京八景图研究[J]. 史树青. 文物. 1981(05)
本文编号：348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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