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数量是否影响子女受教育水平:来自人口抽样调查的证据
发布时间：2021-06-18 13:00
本文利用2015年1%人口抽样数据,基于广义罗伊模型估计中国农村家庭生育数量对子女受教育水平的边际处理效应。研究发现,生育数量对农村家庭长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存在根本异质性,随着生育意愿下降,生育数量对受教育水平的负向影响增加。平均处理效应、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和非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结果表明,生育数量对已经生育二孩家庭的长子女受教育年限影响较小,对潜在生育二孩家庭的长子女受教育年限负向影响较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全面二孩政策进行了政策相关处理效应模拟,发现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生育二孩将导致生育意愿较低家庭的长子女受教育水平下降。本文结论对未来中国多元化生育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 2020,43(10)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23 页
【部分图文】：
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分布
图2进一步刻画了家庭规模不可观测的处理效应U1-U0随不可观测的处理选择UD的变化趋势。由于UD的值越高,意味着接受处理的概率越小,因此UD可以理解为家庭生育多子女的阻力。如果不存在不可观测的异质性,那么MTE随着不可观测的处理选择UD不会发生变化,即MTE曲线应是一条水平直线。表3下方给出了MTE曲线斜率是否显著的统计性检验值,结果表明在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存在根本异质性。从图2可以看到,MTE随着UD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当UD<0.05时,MTE的估计值没有通过显著不为0的检验;当UD≥0.05时,MTE估计值显著小于0,说明家庭规模对长子女的教育水平具有负向影响,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数量-质量取舍关系。从图2可以看到,随着家庭生育多子女的阻力加大,生育两个或以上孩子对长子女受教育水平产生的负向效应越来越大。一个潜在的原因是一些父母可能已经认识到生育数量-质量之间存在取舍关系,这部分父母往往有着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在生育数量和质量之间更倾向于选择质量。但对她们而言,一旦生育两个或更多孩子时,长子或长女的质量就会随之受到更大的影响,相对于那些父母教育程度更低,父母对生育数量-质量关系不够关心的家庭,这些家庭子女的负向处理效应更大。
与ATT相反,在可观测的部分,ATUT对倾向得分较低的个体赋予更高的权重。而在不可观测的部分,ATUT对UD更高的个体赋予更高的权重。根据(11)-(13)式,图3给出了ATE、ATT和ATUT的权重变化,可以看到,随着UD变大,ATT的权重越来越小,接受处理阻力更小的个体在ATT中具有更大的权重;反之,ATUT的权重随着UD变大而变大,因此接受处理阻力更大的个体在ATUT中具有更大的权重。表4第(1)列给出了ATE、ATT和ATUT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ATE的估计值为-1.379,也就是对所有个体而言,生育两个或者多个孩子使得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下降约1.38年,该估计值在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表2中的OLS估计值相比,此处ATE的估计的绝对值明显更高,而与2SLS相比该估计的绝对值则明显更低。这表明OLS估计值存在低估,而传统的2SLS估计实质上是一种加权平均的LATE(Cornelissen et al.,2016),它反映的是不同政策顺从者(compliers)处理效应的平均值,不能反映所有人群的平均处理效应,因此可能存在高估。由于ATT对倾向得分更高的个体赋予了更高的权重,而倾向得分较高个体的MTE绝对值较低,因此ATT估计的绝对值明显低于ATUT。研究发现,对于那些已经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生育多个孩子将使得第一个孩子的受教育年限下降0.99年,而对于那些没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来说,如果生育第二个孩子,将使得第一个孩子的受教育年限下降1.56年。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计划生育对子女教育水平的影响——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J]. 秦雪征,庄晨,杨汝岱. 经济学(季刊). 2018(03)
[2]社会出身与教育获得——基于CGSS 70个年龄组数据的历史考察[J]. 方长春,风笑天. 社会学研究. 2018(02)
[3]教育扩张与教育的代际流动性[J]. 罗楚亮,刘晓霞. 中国社会科学. 2018(02)
[4]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分析[J]. 李忠路,邱泽奇. 社会学研究. 2016(04)
[5]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网络资源与社会闭合的视角[J]. 赵延东,洪岩璧. 社会学研究. 2012(05)
[6]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J]. 李煜. 中国社会科学. 2006(04)
[7]“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的动态关系:中国省级数据再考察[J]. 陈卫. 人口研究. 2005(01)
本文编号：3236706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 2020,43(10)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23 页
【部分图文】：
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分布
图2进一步刻画了家庭规模不可观测的处理效应U1-U0随不可观测的处理选择UD的变化趋势。由于UD的值越高,意味着接受处理的概率越小,因此UD可以理解为家庭生育多子女的阻力。如果不存在不可观测的异质性,那么MTE随着不可观测的处理选择UD不会发生变化,即MTE曲线应是一条水平直线。表3下方给出了MTE曲线斜率是否显著的统计性检验值,结果表明在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存在根本异质性。从图2可以看到,MTE随着UD的增加呈现下降趋势。当UD<0.05时,MTE的估计值没有通过显著不为0的检验;当UD≥0.05时,MTE估计值显著小于0,说明家庭规模对长子女的教育水平具有负向影响,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数量-质量取舍关系。从图2可以看到,随着家庭生育多子女的阻力加大,生育两个或以上孩子对长子女受教育水平产生的负向效应越来越大。一个潜在的原因是一些父母可能已经认识到生育数量-质量之间存在取舍关系,这部分父母往往有着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在生育数量和质量之间更倾向于选择质量。但对她们而言,一旦生育两个或更多孩子时,长子或长女的质量就会随之受到更大的影响,相对于那些父母教育程度更低,父母对生育数量-质量关系不够关心的家庭,这些家庭子女的负向处理效应更大。
与ATT相反,在可观测的部分,ATUT对倾向得分较低的个体赋予更高的权重。而在不可观测的部分,ATUT对UD更高的个体赋予更高的权重。根据(11)-(13)式,图3给出了ATE、ATT和ATUT的权重变化,可以看到,随着UD变大,ATT的权重越来越小,接受处理阻力更小的个体在ATT中具有更大的权重;反之,ATUT的权重随着UD变大而变大,因此接受处理阻力更大的个体在ATUT中具有更大的权重。表4第(1)列给出了ATE、ATT和ATUT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ATE的估计值为-1.379,也就是对所有个体而言,生育两个或者多个孩子使得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下降约1.38年,该估计值在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表2中的OLS估计值相比,此处ATE的估计的绝对值明显更高,而与2SLS相比该估计的绝对值则明显更低。这表明OLS估计值存在低估,而传统的2SLS估计实质上是一种加权平均的LATE(Cornelissen et al.,2016),它反映的是不同政策顺从者(compliers)处理效应的平均值,不能反映所有人群的平均处理效应,因此可能存在高估。由于ATT对倾向得分更高的个体赋予了更高的权重,而倾向得分较高个体的MTE绝对值较低,因此ATT估计的绝对值明显低于ATUT。研究发现,对于那些已经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生育多个孩子将使得第一个孩子的受教育年限下降0.99年,而对于那些没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来说,如果生育第二个孩子,将使得第一个孩子的受教育年限下降1.56年。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计划生育对子女教育水平的影响——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J]. 秦雪征,庄晨,杨汝岱. 经济学(季刊). 2018(03)
[2]社会出身与教育获得——基于CGSS 70个年龄组数据的历史考察[J]. 方长春,风笑天. 社会学研究. 2018(02)
[3]教育扩张与教育的代际流动性[J]. 罗楚亮,刘晓霞. 中国社会科学. 2018(02)
[4]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分析[J]. 李忠路,邱泽奇. 社会学研究. 2016(04)
[5]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网络资源与社会闭合的视角[J]. 赵延东,洪岩璧. 社会学研究. 2012(05)
[6]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J]. 李煜. 中国社会科学. 2006(04)
[7]“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的动态关系:中国省级数据再考察[J]. 陈卫. 人口研究. 2005(01)
本文编号：3236706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shekelunwen/renkou/3236706.html
最近更新
教材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