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女性主义正义观研究

发布时间：2020-02-02 18:56

【摘要】：西方女性主义是当代西方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西方女性主义已经历二百多年发展历程,出现了诸如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以及激进女性主义等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观点不同,有的甚至还针锋相对,但是,所有女性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塑造女性生活的所有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安排都是非正义的,在所有已知的社会中,人们地位、机会和权力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生理的性别,女性在整个社会制度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主流正义论的审视,女性主义认识到,主流正义理论从一开始就证明女性从属地位的合法性,他们或者完全忽略了女性,或者将女性局限于正义原则调节范围之外的私人的家庭领域。为此,各个派别的女性主义纷纷探索人类社会历史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并积极寻求解决途径,致力于结束女性的从属地位。因此,女性主义正义观是在批判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正义论的前提下产生的。女性主义正义论思想家致力于从女性地位和视角考察主流正义论的性别缺失并试图构建女性主义的正义观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西方女性主义正义观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探讨的产物。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正义观的产生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和理论的渊源。女性主义产生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为女性主义正义观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渊源；政治哲学史上正义论思想家对女性的贬抑与排斥成为女性主义正义研究的理论动因；女性主义正义观先驱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性主义思想为女性主义正义观研究提供理论来源；罗尔斯正义论及其(?)引起的巨大反响为女性主义正义观研究搭建了平台：女性主义正义论研究也是女性主义理论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女性主义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对主流正义论进行批判。首先,女性主义批判了主流正义论关于性别中立的观点,在女性主义看来,主流正义论以普遍中立的术语表达的正义理论,实质上是深深性别化了的男性正义论。其次,女性主义批判了主流正义论关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在女性主义看来,在政治哲学史上,一直都存在着公共的政治领域与私人的家庭领域的二分,这种二分视公共的政治领域为男性独占的领域,而将女性局限在家庭的私人领域,从而将女性排除在正义理论调节的范围之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是主流正义论性别缺失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实现性别正义,就要超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对立。最后；女性主义对主流正义论关于正义伦理与关怀伦理的二元对立观点进行了批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认为男性与女性分别形成了不同的情感模式和思维,这两种不同的道德品质分别被刻画为正义伦理与关怀伦理。尽管女性主义大多同意存在正义伦理与关怀伦理两种不同的道德方式,但在她们看来,正义伦理与关怀伦理并不像主流正义论所认为的那样是根本对立的,关怀伦理也并不比正义伦理低劣,相反,她们认为,关怀伦理由于弥补了正义伦理的某些局限而具有重要的价值。关怀伦理不仅适用于私人领域同时也具有公共意义,它应该被扩充到公共领域之中。同时,在女性主义看来,主流正义论关于关怀伦理与正义伦理二元对立的观点制约了女性的发展。苏珊·莫勒·奥金、艾利斯·马瑞恩·杨以及南希·弗雷泽是当代影响较大的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她们分别对性别非正义的根源、实现性别正义的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构建女性主义正义观。当代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苏珊·莫勒·奥金在其《正义、性别和家庭》书中表达了主流正义论未能公正对待女性的遗憾。启蒙思想家一方面宣扬“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但占人类一半的女性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家庭中,都不具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女性被排除在主流正义理论之外。在奥金看来,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传统的性别结构的家庭。主流正义论往往习惯于在“私人的”家庭生活和“公共的”政治生活之间做出区分,明确地主张两个生活领域是按照不同的原则运行的,认为女性身上的特征只适合于私人的家庭生活领域,而男性天生的刚毅特性则适合于公共的政治生活领域,从而将家庭排除在正义理论之外。因此,苏珊主张将分配正义原则——特别是由罗尔斯所发展的——运用于主流正义论思想家所忽视的边缘地带——家庭,以调节家庭内的分配不公,最终实现一个无性别差异的理想正义社会。奥金的正义理论范式是分配正义。与奥金不同,作为女性主义者同时是多元文化主义者的艾利斯·马瑞恩·杨反对将正义简化为分配正义,而将正义的主题由奥金以及主流正义论所推崇的分配范式转换为统治与压迫关系的范式,将统治与压迫的概念而不是分配概念作为社会正义的出发点,关注女性长期在社会中处于不平等地位的结构性根源,关注制度背景的正义性。于是,杨从统治与压迫关系来考察多维面向的非正义,将压迫概括为包括剥削、边缘化、无权力、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暴力在内的五个方面。杨认为,女性在社会上所遭受的压迫一方面是由资本主义父权制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普遍正义观对同质性的强调,或者是削弱或没能关照到群体差异问题。因此,要消除对女性来说的社会非正义,除了要求社会和经济上的平等对待外,更重要的还必须确证女性作为不同群体与男性的差异,赋予她们以特殊权利,这才是解决性别非正义的根本途径,于是,杨主张“容纳式公正对待”。弗雷泽则提出了一种以参与平等为支配性规范原则的三维正义论。弗雷泽认为,既然女性在社会上遭遇政治上的错误代表权、经济上的分配不公以及文化上的错误承认,那么,对性别非正义的充分阐释必须整合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所有观点,三个维度的每一个方面都是相对独立的,任何一个维度都不能通过另一个维度得以理解和领会。因此,只有对三个维度的非正义都进行矫正和整合,且三个维度都必须服从参与平等的原则,才能实现性别正义。从而,弗雷泽建立起一种多维度的性别公平的构想。女性主义正义观以执着、坚定的批判精神,推动了当代正义理论发展,并在实践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对正义理论本身来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女性主义正义观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正义理论的新视角,提供了引领正义理论走出父权制的思维方式,丰富了正义论的内容,凸显了女性在正义理论中的价值。其次,女性主义正义观有助于开阔当前中国和谐社会正义理念及实践的思路,同时也为促进先进性别文化建设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主义正义观自身也存在着困惑与矛盾。要求平等还是要求差异的矛盾是女性主义正义理论面临的一大难题。强化性别意识还是去性别意识是女性主义正义理论面临的第二大难题,要求普遍性还是要求异质性是女性主义正义理论面临的第三大难题。迄今为止,女性主义者们对这些问题的论争还在进行,因此,女性主义正义观依然处于构建之中而远未完成。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也是女性主义自始至终的目标。对女性来说,理想正义社会的实现既需要重视女性作为“人”与男性平等的生存、发展以及经济等方面的权利,同时,也需要重视女性与男性的差别,女性主义追求基于差异的平等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对女性来说的理想正义社会。
【学位授予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2
【分类号】：D08

【引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