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受城市偏向型财政政策的影响研究
【摘要】 “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是大多数国家在早期经济积累过程中，为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尤以财税政策上的城市偏向性最为突出。但这一经济增长模式所内生的弊端是收入分配不公，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会逐渐恶化，这也正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正确处理好城乡收入分配问题、准确评估“城市偏向”政策的影响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与优化成为经济和社会稳步发展的重要保证。现有的研究理论与实证结果较为丰富，这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共分以下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说明了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本研究在我国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第二部分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分析部分，主要是借鉴路径依赖理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城市发展理论、地方政府经济学理论和贫困陷阱理论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取其中相关的经济思想，增强本文研究的前沿性和理论深度。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在自我强化与不断吸收配套政策的作用下会形成“路径依赖”并自我“锁定”，而摆脱这样一种次优发展战略有赖于外部的制度创新，仅靠城市化不能自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城市发展理论的角度，我国的城市化尚未形成与服务业的联动发展模式，而农村地区的发展若被忽视，便有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另外，地方政府应成为公共财政体系中的有效服务者，依照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不同需要提供相应财政支持，而农村克服“贫困陷阱”、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投入充足的资金以超过一定的“门槛值”。第三部分通过选取二元财政对比度、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三个变量，运用Johansen协整理论和VECM模型，探讨了城市偏向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联动机制及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主要受自我强化与惯性的影响，这证明了“路径依赖”的存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并非直接源自财政的偏向性，预测结果也表明即便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会消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阻力依然存在。第四部分使用混合模型法，以农业经济增长为目标，加入了地方政府农业财政投入这一变量，实证分析了各农业生产要素的贡献率，结果表明，劳动投入仍然是现阶段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资本的投入更多地以技术进步的方式间接促进农业发展，不过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高，因此地方政府应重点加大农村地区科技和人力资本方面的财政投入。第五部分总结全文研究结论与研究成果，为下一步国家政策的调整提供有益的启示。
1 导论
1.1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1.1.1 问题的提出
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体现了经济学家对公平与效率平衡的关注。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实现帕累托均衡，符合经经济效率的要求，然而市场经济并非完善的经济机制，与之相伴的是市场失灵，在收入分配领域的表现便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中国从 1978 年起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轨道中，实现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渐进改革模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道路。计划经济的分配制度是平均制，因此不存在过高的收入差距。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中国制定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机制，实质上一部分的收入是交由市场机制去分配，这带来两个问题：首先，市场经济以实现效率为主要目标，对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无法做出判断，也即公平分配是为市场所忽略；另一方面，纯粹的竞争市场在实际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以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特征为主的市场失灵广泛存在，这加剧了市场分配的不公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已经从收入分配相对均等逐渐发展为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问题日益严重的国家，这已经引起学术界以及居民的广泛关注。
为了应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愈发强烈，由国家发改委具体负责的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 2004 年启动，然而由于多方意见无法达成统一，2010 年初和 2011 年 12 月，发改委曾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未通过。目前收入分配改革仍在继续，但核心问题尚未彻底碰触，能否出现大刀阔斧的改革仍有待观察。
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存在着很多特有之处，较为突出的便是巨大的城乡发展鸿沟所引发的城乡收入差距，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城市化进程尚处于初步发展之中，农村居民收入基数较低，尽管近些年农村居民收入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然而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却并未相应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并非始于今日，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尤其是财税政策上城乡有别的对待，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税收、转移支付等，这样一种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城乡收入间的差距。
随着经济的发展，尽管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弊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革除，城乡二元管理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性的突破，新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有效地“三农”财政支持体系仍然需要完善。农民对于中国过去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巨大的改革开放成就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是时候逐步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调整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最终消除这种差距，让农民切实享受到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
1.2 理论文献综述
1.2.1 城市偏向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Rondinelli(1983)提出了“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体系完整、布局分散的次级城市体系，能更好地发挥中小规模城市的桥梁作用，加强中小城市与农村的联系、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联系以及中小城市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对大城市的分流和对农村的经济辐射作用。
Arnott 和 Gersovitz(1986) 认为由城市偏向战略而引起的城乡差距是有效率的，更低的供给成本是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偏向城市的原因。
McGee(1991) 提出了“Desakota”这样一个新的经济地理区域，这种区域类似于大城市的郊区地带，承担联系城乡的职能，也是由城乡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空间形态，同时具备城乡两部门的社会经济特征。
Lipton(1993)在总结先前研究成果并对城市偏向的度量规则和相关证据的性质进行定义的基础上，将政府公共支出等非价格因素纳入模型，结果显示城市偏向型的公共支出政策，直接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医疗支出和养路支出，这种政策间接弱化了农村居民在价格控制方面的能力，将公共支出带来的巨大收益仅局限于城市。另外城市集团吸引了技术、资本和大量企业，而农村的大量存款成为城市居民的资金来源。
Henderson ( 2002)的研究显示，一个采取城市优先战略的中等规模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要承受 1.46% 的损失。增长受损的发生率和人均 GDP 有关，在任何给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都存在一个最优的城市集中度选择，因此选择人口集中度和资源集中度都较高的大城市作为长期优先发展的对象，并不一定是最优化的，过高的集中度会使大城市承担更多成本。
林毅夫（2002）认为中国为了实现赶超型战略，实行所谓的“剪刀差”政策，通过扭曲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创造一种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环境，获取农业剩余以补贴工业化。同时国家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战略，工业部门使用了资本倾向的技术，因此限制了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学位级别】：硕士
2 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理论分析
2.1 路径依赖理论视角的分析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制度因素大多时候被当作既定前提而不予考虑，经济学因此被冠以研究“资源配置”的学科。20 世纪70年代前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斯在研究中重新发现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并最终将其纳入解释经济增长中来，诺斯也因此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获得了 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斯在其书中提到，经济学家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理论，然而要改善人类的前景，我们必须理解决策的来源，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North，2005）。也就是说，人类做出的选择或决策的来源即为内生于国家的制度。
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中，“路径依赖”理论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的一大热点领域，目前路径依赖的概念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概念界定上的不清晰和误解却降低了其本身的价值。从“路径依赖”的科学内涵上讲，重点是强调偶发事件的扰动，在报酬递增的机制作用下，次优的技术、制度也能占主导地位，并形成“锁定”，这一过程有别于事态依赖或状态依赖（Page，2006）。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重视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路径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探索更有实际价值的路径创造和突破，“路径创造”作为“解锁”工具引入到路径依赖理论的研究中（刘汉民等，2012）。
中国自 1952 年经济改造完成以来，通过统购统销、城乡分治以及人民公社等方式逐步割裂开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再通过建立单一的、全民集体所有制来集中资金进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最终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路径，并固化成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有所松动，然而强大的路径依赖机制使得二元发展模式不断自我强化并形成“锁定”，任何的调整和改革都会被吸收进来而成为服务于初始路径的配套机制，尤其是源于系统本身的震动是无法对路径产生干扰，锁定状态便会一直持续下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尽管政府一直努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始终未触及到核心问题，无论是城乡收入比还是城乡间隐性的生活质量差距仍未得到改善。
2.2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视角的分析
“拉美陷阱”是较为突出的一个历史经验，收入分配不公，进而社会两极分化、城市动荡不安被认为是引致这一陷阱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国已初步实现小康社会，一些发达地区已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尽管“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还是一种假说，中国未来的发展会否坠入这一“陷阱”之中尚有争议，但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收入分配不公、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潜在的危机之源。按照库兹涅茨的经典理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呈“倒 U 型”关系，也即经济的发展最终会自动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然而这一论断总结自主要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经验，没有考虑到外部扰动行为。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尤其是城乡差距的形成根源于历史因素，后续的经济政策则有意无意的延续了这样一种非均衡发展模式，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又固化了资源配置方式，优质资源更多地流向城市地区，这种扭曲也弱化了农村地区的地方政府管理能力，所以尽管政府在逐年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但有效地支农体系和高效的支农资金管理方式还远远无法催动资金的有效运转。另外，很多门槛的限制诸如户籍、行业垄断等因素导致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固化，更多地资金与精力被投入到维持既得利益者的特权地位上，这会造成社会的动态不平等（蔡洪滨，2011），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便会在所难免。
对于正处于经济上升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可视为潜在的危险因素，如果能高度重视并审慎处理，即可有效避免。避免潜在的“中等收入陷阱”，首先应弱化有偏向性的政府干预，减少负向干预的扭曲，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统筹安排城乡事务。如果采取渐进式的发展模式，首先应矫正城市有偏向的财政政策，公平的分配资源与资金，进而根据农村的发展现状提供更为充足的财政支持，最后再平滑的过渡到城乡统一发展并最终消除城乡收入差距。
3 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 ......... 22
3.1 实证分析方法和数据来源 .................... 23
3.2 实证检验结果和分析 ................ 24
3.2.1 单位根检验 ..................... 24
3.2.2 协整分析 ............ 25
3.2.3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 29
3.2.4 VECM 模型的预测 ............ 31
4 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33
4.1 变量和数据来源 ............... 34
4.2 模型和方法介绍 .................... 34
4.3 估计结果............... 36
5 结论 ................... 41
4 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农业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重要的基础产业，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农业经济增长，也投入了大量资金以支持农业生产。对于我国，无论是建国初期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对于恢复国民经济秩序、推进经济改革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由于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施行有偏向性的二元财政政策，忽视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引起广泛关注的“三农”问题，以及有碍社会和谐发展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现象。从既有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是一个高速发展中的中低收入国家，很容易忽视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因为工业的快速发展需要资本的大量积累，而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属于稀缺资源，这必然导致对农业生产的榨取以及减少对农业的投入。我国的经济增长也基本遵循上述路径，农村的发展长期滞后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农村积累的资本不仅没有服务于本地的农业生产，反而大量外流，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将面临改善农村生活条件、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难题。
不过，自“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以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同时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这也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带乡”的新阶段。目前，就 GDP 总量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基本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进一步的发展面临着“中等收入发展陷阱”的考验，虽然并非所有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一定出现，但现阶段我国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而很多没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陷阱”的国家大都伴随着国内明显的收入不均等，相反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一般都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另外，农业作为一国经济的基础，承担着为其它行业提供原材料并保证粮食供应稳定的重要职责，因此科学研究农业经济的发展，构建合理的财政支农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5 结论
本文首先借助理论分析，从五个视角分析了中国的城市偏向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具体结论如下：第一，城乡收入差距源于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路径依赖机制使得这一发展模式自我强化和锁定，打破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赖于路径创造和机制设计。第二，目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危险是巨大的城乡差距，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是不公平的，因此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改革重点应放在着力打破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实现城乡统一发展。第三，城市化的目标是城市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二者缺一不可，过渡阶段应采取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实现国民经济各部分的有机结合与高效运转，基于全局化的视角统观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第四，中国的政府管理模式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已经呈现出分权化的趋势，鉴于地域差异而由地方政府负担更多治理与改革职责符合中国的国情，在农业投入上，中央政府应加大资金直接拨付的比重，以避免“粘蝇纸效应”，地方政府则努力构建合理的支农支出体系，提升资金的利用效率。第五，克服农村“贫困陷阱”有赖于资金的积累以走出“门槛限制”，尤其应加大农村地区科技、教育方面的投入，为农村经济的起飞提供有效地资金与智力的支持。
其次通过实证分厘清了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长短期动态调整关系，结果显示：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是辅助性的和调整性的，长期来看，它对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是一种反向调节作用，比如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或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下降时，财政支农力度将增大，而且还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其次，短期内，二元财政对比度的变化主要受自身惯性的影响，而且服从于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而城乡收入差距自身则存在着抑制作用，这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可能是非线性的，可能也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假定，并会出现拐点；再次，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着很强的“棘轮效应”，而国家的财政支农政策在短期内并没有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不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最后，通过对 VECM 模型的预测我们发现，未来二元歧视财政政策将消失，城乡收入差距将下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水平，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将有一个明显的上升，不过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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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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