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代孕制度限制开放的必要性

发布时间：2016-08-04 08:57

　　论文摘要 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同时，代孕这一现状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不能正常生育的家庭都选择了代孕的方式，来孕育一个小生命。代孕是公民生育权的体现，应该被国家所承认。而我国目前对这一现象的态度是反对的、暧昧的。这反而使这一制度黑暗化、不公开化、混乱化。文章从代孕制度的现状入手，深入剖析这一制度限制性开放的必要性，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相关法律建议。

　　论文关键词 代孕 生育权 限制开放

　　一、当前我国代孕制度的现状

　　1996年，我国首例试管婴儿成功，意味着这一技术的成熟和完善，从那时起，代孕这一现象开始逐渐发展，而关于代孕存在的必要性的争论，也从未停止。所谓代孕，是指用现代医疗技术（人工授精或体外授精）将委托夫妻中丈夫的精子注入自愿代理妻子怀孕者（代孕母）的体内授精，或将人工培育成功的受精卵或胚胎植入代理妻子怀孕者的体内怀孕，待代孕子女出生后由该委托夫妻抚养并取得亲权的一种生育方式。当前我国主要有以下几种代孕方式：第一，委托方中的妻子子宫不能正常孕育生命，但可以产出正常健康的卵子，所以利用委托方夫妻双方的卵子和精子，用体外授精的方式产生一个健康的受精卵，并将受精卵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从而达到孕育生命的目的；第二种是，委托方妻子不能产出健康的卵子，所以代孕母亲与委托方丈夫发生性关系，使代孕者受孕；或者为其提供健康的卵子，借助医学的方式受孕。
　　目前我国法律对这一问题的规定是卫生部在2001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在这一办法中清楚明确的规定了：“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该办法第22条也规定：“对实施代孕技术的医疗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通过这两条的规定，我们不难看出，在我国，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是不能实施代孕这一项技术的，一旦实施了，必定违法。可是，这两条规定，都没有涉及到代孕者，委托代孕的机构和一些代孕中介的情况，这些人员或者机构，一旦实施代孕，或者帮助牵线搭桥，是否构成犯罪，都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依据我国民法“法无明文禁止即权利”的说法，这些委托机构、中介等均不构成违法，这就使黑中介等越发猖獗，产生很多纠纷。

　　二、限制开放代孕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是一个传统国家，而代孕的出现，是对传统生育方式的一个巨大冲击，是科技与人伦的巨大碰撞，更会产生一系列的人情与法理之间的问题。现在世界各地对代孕的观点都不一样。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是绝对禁止代孕行为的；我国的香港地区、台湾地区、英国、荷兰等国家则是限制开放的；而加拿大、印度等国家，对代孕制度是完全开放的。
　　代孕是公民行使自己生育权的一种方式，这种权利是从出生时起的，任何人不能随意剥夺。笔者认为，我国对代孕制度应该是限制开放的，原因如下：
　　1.有学者认为，开放代孕是对代孕母亲人格的一种贬低，因为代孕母亲会收取一定的代孕费用。而笔者认为，代孕母亲的人格是独立的，地位是平等的、意愿是自由的。我国民法对身体权是有规定的，任何人都有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所以代孕母亲当然有选择为他人代孕的权利。不能说接受了委托夫妻的钱财，就是对人格尊严的损害，这是片面的。
　　同时，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中，有一点是平等、自愿。而代孕制度的双方，即代孕母亲和委托方夫妻的关系就是平等的，二者之间建立的代孕合同或者代孕协议，也是在自愿原则上建立的。这并不危害社会，也没有违反民法的基本原则。
　　2.还有部分人认为，代孕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公序良俗，会导致父母子女之间关系的复杂混乱。笔者认为，代孕本身是不会违反社会的公序良俗的，虽然代孕会带来一些问题，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回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回避只会使代孕这种现象由地上转为地下进行，反而会导致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不能正常获得法律的保护，产生更大、更多的矛盾。但是如果规范了代孕这一制度的法制性，这些纠纷、矛盾就都可以通过法律调整，通过代孕合同明确孩子的抚养权等问题。
　　3.从医学角度来讲，允许代孕符合子宫存在的意义。女性子宫在人体的作用之一就是接受受精卵着床和孕育胎儿。任何怀孕妊娠的过程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有人说，代孕会使代孕母亲存在身体上的风险，故而不赞成代孕，但代孕母亲即使是孕育自己的孩子，也会存在这样的风险。代孕并不会因此而增加其他的、多余的风险，并没有超过子宫这一器官原本的功能范围。所以，代孕并不存在侵害了代孕母亲生命权、健康权的这一说法。
　　4.代孕制度胜于收养。很多人认为，不能生育的家庭，应该收养一个或者多个孩子，这样既可以帮助社会，也可以解决没有孩子的问题。但是，经过多方对比之后，我们发现，代孕孩子比收养的孩子更加合适、和谐，不论是从血亲关系角度，还是家庭伦理关系角度，包括后续的抚养、赡养、继承等各个角度来说，代孕都是优于收养的。
　　代孕，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目前受污染环境、不良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不孕不育比例逐年上升，已经高达20%左右，很多不孕不育的家庭，离婚率都非常之高，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安定因素。如果能通过代孕的方式解决他们的不孕不育问题，帮助他们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孩子，从社会发展、和谐家庭的角度来讲也是极好的。

　　三、完善代孕制度的相关法律建议

　　（一）严格限制代孕当事人双方条件
　　代孕双方当事人的界定，是完善代孕制度的重要环节。第一，代孕当事人双方应该符合以下条件：首先，委托方应该是经过法律承认的，有结婚登记手续的夫妻，并且委托第三人代孕时，应该处于婚姻存续期间；其次，委托方夫妻应该是属于医学认定的不孕不育范围内，并有相关权威医院出具的证明，那些因不想影响身材或工作而寻求代孕的不应在此列；再次，委托方夫妻必须具备抚养育儿的经济和生活能力，年龄上也应该有所限制；最后，委托方夫妻必须出具协商一致，同意代孕的书面证明。第二，代孕者应该符合以下条件：首先，代孕者年龄应该严格限制；其次，代孕者如果已婚，需得到配偶书面同意的证明；再次，代孕者身体条件需符合规定，不能有禁止怀孕的疾病，如遗传性、传染性疾病；最后，代孕者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为他人代孕，意思表示真实。第三，医疗机构方面，代孕之一行为，没有权威的、科学的医疗机构的介入，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医疗机构在其中的作用十分巨大。所以，一定要严格限制参与代孕的医疗机构，这些医疗机构应该有国家或地区的权威授权，代孕的经营许可。医生也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实践后才能上岗工作。同时，这类机构也不宜数量太多，避免鱼龙混杂，管理混乱。
  　（二）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我国对代孕制度的法律现在十分欠缺，应尽快制定相关的部门法加以限制、规定。比如，对代孕合同的制定，应该符合哪些要求；对不符合代孕条件，违法代孕的，行政机关或者刑事方面，应如何惩罚；关于代孕母亲的确认，也应制定相关的法律，进行明确。
　　制定相关的代孕部门法，制定主体十分重要，如果主体权威性不够，恐怕还是不行的。立法主体方面，我们可以选择由全国人大来进行制定。法律形式上，应制定相关的具体部门法，而不是单一的规章制度。在执行性上，也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不能只是一纸空文，不具有可行性。这样才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关于代孕合同，笔者认为代孕母亲与委托方夫妻必须签订代孕合同，且合同的内容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不能有违背法律、法规、社会公共秩序、公序良俗的内容，且应建立在公平、公正、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交由相关部门审核后，方才生效。
　　由于代孕存在一定的技术性、科学性，在处理中不能与其他问题一概而论，应由具体的行政部门解决。因此，笔者建议，国家可成立相关的行政机关，有针对性的对代孕市场进行监督、检查、处罚等等。行政机关的介入，会赋予这一制度一定的权威性、震慑性、强制性，也会整体的协调代孕双方当事人、医疗机构、中介机构等各个环节的问题。进而减少黑医疗机构、黑中介等违法现象。
　　不论是从哪个方面来考虑，禁止代孕是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代孕带来的伦理问题及其法律问题，都可以通过立法来解决。所以，国家应该尽快完善代孕相关法律法规，填补这一问题的空白，是迫在眉睫的。目前，，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已经限制开放代孕制度或者全面开放代孕制度，对代孕这一现象呈认同态度，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国家的做法，并充分考量我国的国情，制定出符合我们国情的代孕法律制度，并严格实施、履行。这对于规范代孕制度，直接或间接影响无子女的家庭关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编号：84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