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质量规制与电影在线评分——基于经典估计贝叶斯平均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
发布时间:2020-12-17 08:57
作为传统的产业规制手段,产品质量规制对消费者福利影响重大,但鲜有研究从消费者角度评价产品质量规制的制度绩效。为此,本文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ISCP分析框架,手工整理出2002—2019年834部国产电影的产品级微观数据,采用经典估计贝叶斯平均法改良传统的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了产品质量规制与电影在线评分之间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产品质量规制仅有助于提升知名导演主导影片的在线评分,而未能提升整体影片的在线评分。因此,当前我国电影产业内的产品质量规制体系只有进一步优化和调整,才能完成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化简政放权"与"完善市场监管体制"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文章来源】:经济学动态. 2020年03期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7 页
【部分图文】:
样本匹配后
综上,作为我国电影产业规制体系中主要的规制环节,电影产品质量规制(I)通过控制质量和产品特征的形式,影响电影产品结构(S)和制片方生产决策行为(C),进而分别对电影在线评分(P)产生促进或抑制效果。然而,总的作用方向如何,有待后文实证的进一步检验。三、识别策略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发展迅猛,票房收入节节攀升,国产影片平均票房收入从2009年的5546.44万元增加到2019年的24308.85万元,10年增长了3.38倍,增速高达15.92%(1)。然而,来自消费者直接反馈的产品评价却不尽如人意。同期,电影在线评分呈现明显的波动下降趋势,平均分值从2009年的6.22下滑至2019年的5.43。影片评分与票房的倒挂、电影产品叫卖不叫好,凸显了当前我国电影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居民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迅速增加。尽管影视作品的供给也在扩大,但总体上仍较为匮乏(黄立玮、吴曼芳,2018),导致我国电影产品市场竞争不足,抑制了市场的甄别效应。另一方面,受限于现有的产业规制体系,我国国产影片题材和风格较为单一、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赖春,2017),越来越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下青年消费群体的个性化偏好。我国电影产业建立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规制体系,既包括从事制作、发行和放映的准入规制(如涉外合作拍摄许可、进出口许可、参赛参展许可等),还包括针对电影剧本、影片内容和技术特征的产品质量规制以及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以产业政策形式为主)和票价规制等(詹庆生,2012)。其中,产品质量规制是影片能否获得“龙标”的关键一环,成为我国电影产业规制体系的核心。党的十九大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从我国电影产业的市场监管来看,居于核心地位的电影产品质量规制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规制标准较为模糊、规制执行者权力过大等问题(程波、张乐山,2015)。那么,当前我国电影产业内的产品质量规制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制度绩效?是否助推了观众评价与票房业绩的分离?这是关系到下一阶段我国电影产业“简政放权”路径选择的现实问题,也是本文关心的理论问题。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社会经济情境电影产业的结构性透视与类比评析[J]. 张婷婷.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19(03)
[2]我国院线电影供给抑制问题与对策研究[J]. 黄立玮,吴曼芳.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18(06)
[3]电影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与进展[J]. 陈学民. 经济学动态. 2018(03)
[4]我国电影产业供给侧改革研究[J]. 赖春. 当代电影. 2017(09)
[5]“恶评”界定及其存在性检验——基于2014—2016年370部电影的实证分析[J]. 刘正山,易婧. 当代电影. 2017(05)
[6]统计模型的“不确定性”问题与倾向值方法[J]. 胡安宁. 社会. 2017(01)
[7]在华外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来源:政府规制还是市场驱动?[J]. 李长青,朱亚君. 产经评论. 2016(05)
[8]倾向指数匹配方法: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问题[J]. 赵西亮.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11)
[9]中国电影审查机制对新生代导演作品类型化的影响[J]. 程波,张乐山.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3)
[10]产业政策激励了公司投资吗[J]. 黎文靖,李耀淘. 中国工业经济. 2014(05)
本文编号:2921765
【文章来源】:经济学动态. 2020年03期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7 页
【部分图文】:
样本匹配后
综上,作为我国电影产业规制体系中主要的规制环节,电影产品质量规制(I)通过控制质量和产品特征的形式,影响电影产品结构(S)和制片方生产决策行为(C),进而分别对电影在线评分(P)产生促进或抑制效果。然而,总的作用方向如何,有待后文实证的进一步检验。三、识别策略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发展迅猛,票房收入节节攀升,国产影片平均票房收入从2009年的5546.44万元增加到2019年的24308.85万元,10年增长了3.38倍,增速高达15.92%(1)。然而,来自消费者直接反馈的产品评价却不尽如人意。同期,电影在线评分呈现明显的波动下降趋势,平均分值从2009年的6.22下滑至2019年的5.43。影片评分与票房的倒挂、电影产品叫卖不叫好,凸显了当前我国电影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居民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迅速增加。尽管影视作品的供给也在扩大,但总体上仍较为匮乏(黄立玮、吴曼芳,2018),导致我国电影产品市场竞争不足,抑制了市场的甄别效应。另一方面,受限于现有的产业规制体系,我国国产影片题材和风格较为单一、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赖春,2017),越来越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下青年消费群体的个性化偏好。我国电影产业建立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规制体系,既包括从事制作、发行和放映的准入规制(如涉外合作拍摄许可、进出口许可、参赛参展许可等),还包括针对电影剧本、影片内容和技术特征的产品质量规制以及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以产业政策形式为主)和票价规制等(詹庆生,2012)。其中,产品质量规制是影片能否获得“龙标”的关键一环,成为我国电影产业规制体系的核心。党的十九大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从我国电影产业的市场监管来看,居于核心地位的电影产品质量规制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规制标准较为模糊、规制执行者权力过大等问题(程波、张乐山,2015)。那么,当前我国电影产业内的产品质量规制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制度绩效?是否助推了观众评价与票房业绩的分离?这是关系到下一阶段我国电影产业“简政放权”路径选择的现实问题,也是本文关心的理论问题。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社会经济情境电影产业的结构性透视与类比评析[J]. 张婷婷.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19(03)
[2]我国院线电影供给抑制问题与对策研究[J]. 黄立玮,吴曼芳.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18(06)
[3]电影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与进展[J]. 陈学民. 经济学动态. 2018(03)
[4]我国电影产业供给侧改革研究[J]. 赖春. 当代电影. 2017(09)
[5]“恶评”界定及其存在性检验——基于2014—2016年370部电影的实证分析[J]. 刘正山,易婧. 当代电影. 2017(05)
[6]统计模型的“不确定性”问题与倾向值方法[J]. 胡安宁. 社会. 2017(01)
[7]在华外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来源:政府规制还是市场驱动?[J]. 李长青,朱亚君. 产经评论. 2016(05)
[8]倾向指数匹配方法: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问题[J]. 赵西亮.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11)
[9]中国电影审查机制对新生代导演作品类型化的影响[J]. 程波,张乐山.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3)
[10]产业政策激励了公司投资吗[J]. 黎文靖,李耀淘. 中国工业经济. 2014(05)
本文编号:292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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