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旗文人《诗经》接受研究

发布时间：2020-10-21 01:47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滥觞,其所倡导的赋、比、兴写作方法以及写实性精神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优秀的传统精髓。作为自有诗歌体裁以来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作品篇章亦成为研究上古时期历史文化、社会民俗、文字音韵等人文学术范畴的珍贵文献。《诗经》因版本复杂,文辞精深、意义厚重,成为历代文人学者学习钻研的典范文本。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诗》有今文齐、鲁、韩三家,又有古文《毛诗》一家。汉代,今文“三家诗”位列学官,享有文化正统地位;《毛诗》起初用先秦古文字撰写,文本长期传流于民间,由于其声称是孔子弟子子夏传承而来,故认为可能是比“三家诗”更早的先秦典籍版本。随着以郑玄为代表的东汉大儒对《毛诗》周密详实的注疏,《毛诗》的经典化逐渐成立,最终取代了“三家诗”的地位,深远影响了后世的文学文化传承。自两汉至清末,学者们对于《毛诗》与“三家诗”佚文的研究屡见不鲜。单就《历代诗经版本丛刊》的收集情况看,保留至今的代表文献就有140余种之多。有关训诂、词章、考据、名物等的研究,无疑是古代文人学者颇具特色又不乏新意的研究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古代学术史在不同时期的面貌得益于其社会背景,尤其是政治与文化背景之推动。悠悠数千载的中华文化是占主体人口的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同交流、耕耘累积而成的硕果。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元、清等朝代都曾出现过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少数民族政权。各民族间既有兵戎相见的岁月,又有和睦共处的时日,既有欺凌抢掠之乱世,又有昌盛辉煌的治世。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谱不但写下蔚为大观的政治与风俗史,更将中华文化推向了多元而深刻的巅峰。悉数历代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的社会,不论在政策、教育、文辞,还是衣食、起居、血缘等方面,均曾为多元的中华文化注入鲜活而颇具特色的文化基因。对比少数民族政权各自的统治结果,民族关系处理最合理、文教成就最显著、国力曾一度最为雄厚的,又当是旗人所统治的清朝。旗人群体依靠着勇猛的精神斗志,高超的骑射技艺,灵活而实用的行政策略,从区域边缘走进家国中心,一跃成为全国性的统治民族,此后又大兴文教,力求在保持内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推崇儒家思想、精习汉字汉文。开科举、办学堂、招收大量翻译人才、器重汉族能臣。该过程中固然有偏见失误之处,但不可否认以满八旗为主体的旗人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正确认识与学习是维持其统治体系最合理的文化应用,它较为开放的文化格局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尊重、认同多元文化的态度,满汉融合既推动了八旗文坛“和而不同”的风貌,也促使汉籍经典向民族性方向发展。应该说,用“文治武功”形容康雍乾盛世并不为过。清代,以汉人为主体的民人群体著有繁多的诗经学著述,旗人更在传承传播《诗经》经典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当代的学术界多以清代民人的所注疏的《诗经》文献为研究对象,却很少详细涉及旗人,特别是满八旗群体对相关文献的接受性活动。其实,清代旗人在接受《诗经》及其相关活动上丝毫不亚于当时的民人。这首先表现在其作为统治民族所树立的文化背景,清代十二位皇帝均对“汉文化于民族政权统治”的重要性有着正确的认识,在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固然有保守的一面,但总体上他们鼓励八旗子弟学习汉文化,对满汉等各民族间的交流持认可态度。官方自上而下对文教的大力提倡,为清朝满汉精英再次建构汉文化精髓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其次,就《诗经》本身而言,以清帝为首的满八旗皇室成员利用文本实行文化控制的手段也非常多样,引用《诗经》章句并结合经学诸项思想教谕臣民,以理学为根基颁布官方的《诗经》学专书,其根本目的在于传授民众儒家体系之精髓,通过继承历代有益于政权统治的文教传统,不断稳固“道统”意义上的核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包括《诗经》在内的多部经籍图书,亦被翻译成清语在八旗内部颁行传播,其在语辞、章句和篇章结构上均体现出有别于汉文原典的鲜明特征。《诗经》分别在顺治和乾隆时期发行的两种译本,不但体现出旗人对汉籍经典的认知从了解到熟识的过程,更体现出满语词句不断丰富,书面翻译方式越加讲求文学美的发展过程。再次,清代八旗文人群体也通过对《诗经》文献钻研,成就了一系列“诗经学”学理成就:肫图《诗解正宗》、蒋绍宗《读诗知柄》、多隆阿《毛诗多识》以及张玉纶《毛诗古音学》为其成就中之代表。这些专著拥有各自研究视角的特征:譬如《读诗知柄》侧重于《诗经》各章的文学性分析;《毛诗古音学》侧重于古音韵的整理;《诗解正宗》和《毛诗多识》偏于训诂,但在具体研究思路与文献参照上也各有差异。另一方面,八旗《诗经》学的文人学者之身份既有满八旗也有汉八旗,也说明清中、后期各旗籍间的文教传播不但普遍而深刻,各自文化的交流俨然已畅通无阻;最后,八旗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亦明显透露着《诗经》影响之痕迹。这主要体现在八旗文人诗文评理论叙述及文人诗的具体创作两个层面上,换言之,纳兰性德、法式善、岳端、铁保等八旗代表文人在其文论文献和诗集中均或明显或隐晦地接受《诗经》的文学遗产。从审美的角度揭示八旗文人诗创作的《诗经》接受现象,亦应不失为探寻汉文化影响满族的重要环节。至此,笔者结合接受理论从历史文化背景、清皇室对《诗经》文献的运用、八旗文人的《诗经》学成就同历代经学接受之关系、八旗文人因接受《诗经》文学遗产而进行的文学创作实践四个角度,寄希望于对“清代旗人子弟受汉文化影响”这一问题中的《诗经》接受问题进行学理上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明确及分析其接受缘由、接受过程、接受具体案例及接受后之影响,以认识清代八旗文人群体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中的杰出贡献。
【学位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年份】：2019
【中图分类】：I206
【文章目录】：
摘要
ABSTRACT
绪论
    一、关于清朝文人的《诗经》学研究
        (一) 《诗经》学的定义
        (二) 清代《诗经》学发展概况
        (三) 清代《诗经》学成就举要
    二、本论文选题意义
    三、理论阐释与研究现状
        (一) 中西方“接受”词义辨析
        (二) “接受美学”含义辨识
        (三) “接受美学”应用于《诗经》研究的合理性
        (四) 选题研究现状
    四、研究思路与章节设置
第一章 清代旗人接受汉籍经典的人文背景
    第一节 文化双核心——旗人统治的根本策略
        一、满文化——坚守“国语骑射”的民族核心
        二、汉文化——治理天下的“道统”核心
    第二节 八旗“儒化”的根本——儒学的崇尚
        一、祭祀儒家先贤
        二、编纂汉籍经典
        三、兴建学校教育
        四、完善科举体制
    第三节 满洲本位——汉籍经典与“国语”翻译
        一、“国语国书”与民族文化政策
        二、“国语国书”与汉籍翻译文献
第二章 清朝皇室对《诗经》的接受与应用
    第一节 作为教化文本的《诗经》——训谕大清臣民
        一、康熙圣训与《诗经》传统
        二、雍正圣训与《诗经》传统
        三、乾隆圣训与《诗经》传统
    第二节 作为儒学范本的《诗经》——经典再传承与中华“道统”命脉
        一、雍正朝《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与清初“文治”
        二、乾隆朝《御纂诗经折中》的“汉学”特征
        三、两部官方《诗经》学著作的学术思想转变意义
    第三节 作为民族语译本的《诗经》——满洲核心的体现
        一、《诗经》满文译本序言与旗人《诗经》学观
        二、《诗经》满文译本的文学接受与翻译美学
第三章 接受视角下的八旗文人《诗经》学专著
    第一节 肫图与《诗经》学
        一、从自序看肫图的阐释立场
        二、训释方法
        三、《诗解正宗》的学术贡献
    第二节 蒋绍宗与《诗经》学
        一、“诗柄”与“知柄”
        二、《诗经》文学研究
        三、《读诗知柄》的学术贡献
    第三节 多隆阿与《诗经》学
        一、“名物”治学观
        二、考证名物,明辨喻义
        三、《毛诗多识》的学术贡献
    第四节 张玉纶与《诗经》学
        一、古乐与古韵
        二、注音方法
        三、《毛诗古音学》的学术贡献
第四章 《诗经》与八旗文人的文学活动
    第一节 八旗文人诗文评论中的《诗经》运用
        一、学《诗》与学诗
        二、评《诗》与评诗
    第二节 八旗文人诗作中的《诗经》运用
        一、“风”、“雅”的精神遗产
        二、民族性视角下八旗文人诗的“赋”、“比”、“兴”修辞特征
        三、《诗经》典故的运用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致谢)


本文编号：2849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