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的深度融合——现实·障碍·建议

发布时间：2021-04-12 02:06

　　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的深度融合是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和重要特征。然而,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以及科研人员与教练员之间的差异让二者的深度融合面临诸多障碍。认识和接受二者的差异并扫清障碍是二者实现深度融合的前提。立足训练实践是训练科学支撑和指导,甚至是引领训练实践的关键。本文介绍了训练科学的研究范式和训练实践的真实状况,分析了影响二者深度融合的障碍,并基于国际发展动态和我国竞技体育的现状对二者的深度融合提出了建议。 

【文章来源】：体育科研. 2020,41(06)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训练科学与训练实践深度融合的相关方

David Bishop的八阶段模型是开展训练科学研究和应用的理想模型。然而，在实际研究和应用过程中，研究人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各种条件和资源的限制，只能基于现有条件和资源开展训练科学的研究。Martin Buchheit[17]根据研究人员所拥有的条件和资源，对训练科学的研究进行了分类（图2）。研究人员所开展研究的类型受多个因素影响，包括是否能够获得数据、是否能接触到（优秀）运动员、是否能采集每日数据、是否能干预训练内容、是否有新颖的工具、是否与训练实践人员关系良好、是否有充足的时间等。运动队的科研人员由于能够采集到每日训练数据，可更方便地开展训练负荷与损伤/运动表现的相关研究，如果能够获得教练员更多的支持，甚至可以对训练内容进行干预，开展对照干预研究。而高校的科研人员由于较难接触到运动员，只能招募普通人群和低运动水平的人群来开展实验室研究。当然，如果与训练实践人员有着良好的关系，研究人员还可以通过问卷或访谈等方法开展研究。如果既不能获得数据，又与训练实践人员无良好关系，那么研究人员只能围绕训练科学的相关问题撰写综述类和评论类文章。由于训练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运动员，而能够接触到运动员的又只有教练员和运动队的科研人员，运动队的科研人员理应成为训练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当今世界训练科学领域不乏这样的代表，如Martin Buchheit（法国）、覫yvind Sandbakk（挪威）、Inigo Mujika（西班牙）、Louis Burke（澳大利亚）、David Pyne（澳大利亚）、Shona Halson（澳大利亚）、Paul Laursen（新西兰）、Ralph Mann（美国）等，这些世界级的科研人员都就职或曾经就职于国家级竞技体育科研机构或运动队。然而，担任运动队的科研人员和接触运动员并不是开展训练科学研究和应用的充分条件。一些运动队的科研人员由于自身科研动机和业务能力、运动队的科研文化和条件等因素的限制，未能成功开展高水平的训练科学研究和应用，对运动员竞技表现提升和教练员科学执教的支撑有限。

此外，实验类研究的结论往往是基于多样本量的平均值得出的。尽管研究结论中往往采用“可能”“似乎”等措辞以示严谨，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同个体在研究中可能呈现完全相反的特征。一些个体的数据往往被平均值所掩盖，没有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甚至可能被认为是异常数据。然而，在训练实践中，每个运动员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其对同一训练刺激的反应都有其独特性[26-27]，或者赢得同一比赛所对应的训练刺激都有其独特性[28]。教练员更多考虑的是运动员对同一训练刺激的不同反应，一些运动员所出现的非预期反应恰恰为教练员调整训练计划提供了重要反馈（图3)[29]。3.2 研究成果缺少转化和传播


本文编号：3132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