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对货币政策信息的反应探析

发布时间：2015-03-16 07:35

王兆昕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居民作为重要的微观主体，是货币政策的落脚点，居民的消费行为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从我国情况来看，居民消费行为与货币政策信息并不存在高度相关的关系，货币政策信息对居民消费预期的影响力度也不大。根源在于货币政策决策所依赖的统计信息没有准确反映出影响居民消费的实际因素。只有让居民对未来收入不再抱有悲观预期和不确定性，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货币政策和居民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关键词：居民消费；货币政策信息；宏观调控

无论货币政策的体系框架和传导机制如何复杂，最终都要依靠微观主体经济行为形成的信息集合来检验最终效果。微观主体包括企业和居民，而居民的消费行为又决定着企业下一阶段的生产投资决策，因此居民的消费行为是货币政策的重要微观基础。

从我国情况来看，在左右经济发展的投资、消费与出口这 “三驾马车”中，跑得最慢的是消费；在对国家宏观调控信息的反应上，最迟钝的还是消费。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但是居民的最终消费率却节节下降，甚至一度创出新低，严重延迟了货币政策的传导，弱化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效果。在对居民行为的相关研究中，张杰（2008）指出：在面对资产的收益性和安全性的选择上，居民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安全性，对存贷利率的弹性表现得相当低迷。

学术界一般通过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对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分析，进而同货币政策结合，描述居民作为货币政策的微观主体同货币当局之间的互动机制。其中有重要影响力的观点有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假说等。综合这些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居民消费的决定因素无外乎当期收入、预期收入以及风险偏好。因此，我们选择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解释居民的消费行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假设居民对货币的需求源于三个因素：交易需求、预防需求以及投机需求。相应的，居民的消费行为也由这三种需求决定，因此货币当局的信息要想对居民行为产生影响，也一定是从这三个内容上入手。

我国居民的消费、预防以及投机需求情况可以从资产持有比例中进行观察：

表1                      我国居民主要金融资产数额                  （单位：亿元）

年份

金融资产

现金

存款

债券

股票

保险

其他

2004

17820

129575

6293

8897

14113

504

2005

19945

150551

6534

7865

18315

1835

2006

22469

171737

6944

17001

22680

2005

2007

25211

181840

6707

51604

27097

3415

2008

28622

228478

4981

20157

37831

-182

数据来源：2010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可以看出，银行存款仍然在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中占据绝对多数，预防性储蓄仍然是我国居民消费储蓄行为中的重点内容，这就限制了货币当局通过货币政策信号对公众预期进行调整的适用范围。我国数种政策调整手段中，同居民联系最为密切的当属信贷和利率两种。从理论上讲，货币政策对居民行为的影响，一般遵循这样一组机制：一方面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吞吐货币进行数量调整，通过买卖政府债券以及银行汇票等行为对金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价格产生影响，进而通过财富效应使居民可支配财富发生变动，从而使消费和储蓄行为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中央银行通过利率变化对货币进行价格调整。通过对货币使用成本的控制来对居民的经济行为进行引导，然而这两条线路在我国仍然不够通畅。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行为的调控效果较弱，居民消费对货币政策信息的反应也比较迟钝。

一、对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演变情况的简要回顾

    最终消费率指按现行价格计算的一定时期内国内居民总消费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按照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消费率的实际水平显示出一国经济效率的高低。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我国居民消费率基本上呈现递减态势。在本文的核心观察区间1999—2009这十年期间甚至呈现单一的下降趋势。从2007、2008年开始的房屋价格大幅上涨更是挤压了居民消费空间，虽然在这一阶段前后我国居民人均收入有所上升，但是消费率仍然呈现下降趋势。

消费率的下降并不仅仅依靠消费品的丰富程度加以解释。在改革开放初期，消费品极度匮乏的环境下，居民消费率由于买方市场等因素的约束下偏低时比较正常的表现，但是将样本时间放远，甚至同建国初期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也是偏低的。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在加入WTO后，来自国内外的消费品极大丰富，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增长率逐年上升，但就算如此，居民消费率仍然呈下降趋势。从趋势图中可以看出，在1990—2008年这段时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甚至达到了历史新低（2007年35.4%，2008年35.3%）。从国际上看，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以来一直偏低。

    投资与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两大推动力，应该同时作用，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一种“此消彼长”形式的配合，即消费与投资分别在不同层面上，，在不同时期中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始终呈现投资拉动格局：

可以看出，从改革开放至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是在波动下降的，资本形成以及出口的贡献率则在不断上升。在理论上，在不同的国民经济发展阶段，投资与消费的角色应该有所差异，国家需要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点来制定本时期内的投资和消费引导策略。当需要依靠基础设施建设来完成最初的经济基础铺垫时，应该强调投资的地位，在基础设施达到一定阶段后，就应该将消费作为更加经济有效的经济拉动力量加以推动。尤其是在我国这种传统消费观念和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较为明显的经济体中，更应当适当加强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才能避免国进民退、贫富分化严重等现象的进一步扩散。据计算，我国消费每提高1个百分点，同期投资变动1.5个百分点，偏低的消费水平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扩大，企业产品供大于求，加之前期投资过度导致生产能力过剩，过多的产品无法被消化，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效率，同时也使相应的宏观经济调整效果弱化。

 

二、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对货币政策信息的反应

    上文已经指出，居民货币持有需求具有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三个特征，因此货币政策信息也通过对这三部分特征的影响，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预防性需求外化居民行为，在我国突出体现为居民高涨不下的储蓄率，这一部分我们在下文中进行具体分析。在这部分中我们主要考察居民的交易型消费与投机性消费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信息的反映情况。

    决定居民消费行为的最根本因素是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按照一般的政策决策及信息传递链条，货币当局会根据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来确定下一阶段的预期引导的信息内容和引导方式。通过前文中的基础理论我们也可知，家庭收入预期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相关性，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决定了家庭的消费方式，进而影响总需求，导致货币政策有效性发生变化。从长期视角看，家庭收入的多少取决于通货膨胀的高低，家庭收入预期与通货膨胀呈同方向变化，那么货币政策如果以通胀率作为盯住目标，则货币政策应该与家庭收入预期呈反向变化（孙力军等，2008）。例如，如果家庭对未来收入预期较高，则会倾向选择负债消费，即对当前消费产生正向冲击，消费增加导致社会总需求增加，则货币当局应该选择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冲家庭收入的正向预期。

因此，货币政策在对居民消费预期进行引导时，需要应用的重要信息其一是当前的居民收入水平，其二是未来的通胀走势。并且家庭对当前收入的利用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通过消费引起总需求的变化，形成对决策层的信息反馈。而要使这种信息沟通机制顺畅运作，前提是货币当局必须明确发送出决策层对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了解程度以及对未来通胀率盯住目标的信息。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居民实际收入的统计并没有反映出必要的异质性。我国居民的社会阶层以及收入水平一直以来都呈现出“金字塔形”的结构，而不是相对稳定的“纺锤形”，但是平均化的统计数据并没有显示出这种差距中包含的信息意义。占据较大比例的低收入阶层在社会保障欠缺的宏观环境下，出于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顾虑，始终无法扩大消费规模，加上我国尚有大部分农村人口基本上没有现代消费观念，使一些宏观视角的消费调控手段始终难以奏效。而通过对消费和政策信息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计量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在长期呈现协整关系，但是在数据之间的因果性上却并没有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格兰杰因果联系，M2只在滞后4期后才显现出对消费的影响。结合上文对决策依据信息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判断，或是决策层在进行政策规划时并没有将居民的实际消费行为的调整加入下一阶段政策调控函数的重点变量中，或是不够科学准确的数据影响了决策层对相应经济现象的判断。而二者的相关性可能是由二者之间共同具有的某些特质显现出来的。

表2           我国居民消费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之间的协整检验结果

样本范围：1992—2009年                            差分调整：一阶差分

Hypothesized

 

Trace

0.05

 

No. of CE(s)

特征值

统计量

临界值

Prob.**

None *

0.780961

28.11626

15.49471

0.0004

At most 1

0.042575

0.783143

3.841466

0.3762

Trace test indicates 1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检验结果：居民消费同M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表3           我国居民消费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样本范围：1990—2009年                              滞后阶数：4阶

零假设

P值

因果关系

LM2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CP

0.02245

滞后4期后M2波动成为居民消费率波动的原因

LC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M2

0.24557

 

    作为货币政策执行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落脚点，货币政策必须对居民消费行为这一微观基础给予高度重视。从我国当前的国情来看，收入有限的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不断涨的预期支出的重压下，被迫对涉及到未来收入的经济信息高度关注，并且越来越敏感，但是这种敏感性并不体现在根据货币政策信息进行的资产组合调整，而是信息越复杂多变，就对未来收益情况越不确定，进而预防性需求就越突出。

从信息经济学以及信息沟通的角度来解释，对居民收入异质性信息的忽视，会从政策层面上为居民添加上“私人信息”，即本来应该反映出的信息没有反映出来，而这部分信息并不是居民处于自身角度故意隐瞒的，而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地区、社会阶层以及产业等经济发展产生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信息没有被充分反映出来（胡莹、钟伟周，2010），进而造成非居民主观意图上的信息隐藏。而当居民只能通过收入、物价以及其他货币当局官方公开的信息判断未来政策的实际行为时，就产生了双向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二者都对对方存有私人信息，那么就会形成两难情景：货币当局鼓励居民增加消费，但是居民对货币当局的经济调控措施不信任，不愿跨期消费，货币当局的措施没有收效，徒增成本，最优的策略选择就是停止措施。

 

居民

消费

不消费

货币

当局

有措施

，

,

无措施

,

,

假设货币当局通过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后获得效用为 ，居民通过消费获得效用为 ，如果政策可信性不高，居民对政府提振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预期未来收入较低，便采取不消费措施，此时货币当局如果采取政策则由于施政成本原因收益减半，居民由于不消费，没有与政策配合达到最好的社会经济效果，因此效用减少。当货币当局通过居民反馈信息看到政策效果不力时，可以继续采取措施直到居民配合消费，也可不采取措施。不采取措施时如果居民此时消费，由于宏观经济萎靡，商品紧缩，消费只能或的很少的效用。而政府由于不采取任何措施，没有施政成本，并且会因为居民少量消费获得收益。由此进入最后阶段的博弈：当居民最终了解政府并没有意图采取提振经济的措施后，出于对未来收入的悲观预期，预防性需求增加，消费欲望骤减。因此公众与央行陷入“不消费，无措施”的境地，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公众形成了强烈的通货紧缩信息反馈，而此时中央银行采取的措施基本都会被公众预期抵消，通货紧缩就成为一种持续现象。根据卡尼曼（kahneman）提出的前景理论，在利率升高，即货币政策趋向紧缩阶段时，出于对未来通货膨胀负增长的预期，无论社会保障健全程度如何，居民的消费和投资都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利率下降，货币政策处于扩张阶段时，出于对未来通货膨胀正增长的预期，结合对未来保障支出增加的预期，居民的价值损失心里会更加强烈，对消费与投资的决策会与之前产生显著差别。因此在经济紧缩时期货币当局对货币政策的控制会变得非常艰难，尤其是在公众信息反馈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如果货币当局无法正确识别并引导公众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将会被大幅削弱。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我国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时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政策效果。

三、总结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居民消费行为与中央银行公布的政策信息并不存在高度相关的关系，以利率变化为主要内容的政策信息并不能得到居民有效的重视和执行，对居民预期的影响力度也不大。近几年随着我国信贷消费范围的不断扩大，加上 2009年居民储蓄存款逐渐转为负利率，居民最终消费率以及对GDP的贡献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相对于历史总趋势看，还不能说明这一阶段的小幅上涨是货币政策有效调控的结果，并且随着我国通胀率大幅提升和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居民未来的消费策略如何设计，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引导和调控能力究竟如何还有待进步一部观察。从根本上讲，只有通过加强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拉近不同产业间的发展差距等措施，让居民对未来收入不再抱有悲观预期和不确定性，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货币政策和居民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参考文献

本文编号：17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