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换、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
发布时间：2021-03-09 08:59
中国经济正处在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加速结构转换是否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已成为当前必须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利用全球169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对结构转换怎样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是:（1）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呈现"倒U"型。当结构转换度位于拐点值左侧时,结构转换有利于加速产业结构软化,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促进效应;当结构转换度位于拐点值右侧时,结构转换则会引发产业空心化,从而对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抑制效应。（2）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结构转换已从适应性调整阶段转向战略性调整阶段,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趋势愈加明显,但结构转换度总体上尚处在"倒U"曲线拐点值的左侧,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现为促进效应。（3）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源泉,因此,中国当前阶段追求高质量发展,应适当降低增长速度预期,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加速结构转换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中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依据。
【文章来源】：管理世界. 2020,36(07)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5 页
【部分图文】：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演变的可能趋势示意图
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上述两种效应，究竟哪一种会占据主导，这与结构转换本身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当结构转换度处在比较低的阶段时，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是相对静态的，也就是说，虽然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资源都相应地投入到各生产部门当中，但此时各部门间的要素流动性是比较低的。在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约束下，这种依靠增量投入的增长空间只会越来越小。但如果在这个时候加速结构转换，使得要素资源在各部门之间按照市场原则更快地流动起来，那么在投入边际替代率递减的作用下，这种存量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软化效应是非常可观的，而且由于整体的结构转换度相对偏低，尚不足以产生严重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因而在这一阶段，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占据着主导。然而，当结构转换度位于高位并且发生转换过快时，产业之间的互动融合就会受到不利影响，比如一些大城市中的要素成本上升，导致服务部门对生产部门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形成二三产业间的空间非一体化分离（陈国亮、唐根年，2016），此时的结构软化效应也就大打折扣。同时，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它将更多地向海外和虚拟经济部门进行转移，进而引发严重的产业空心化，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在结构转换过快的情况下，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就会占据主导。由此可见，随着结构转换度由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从促进效应转向了抑制效应，呈现典型的“倒U”型。基于上述的综合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研究假说：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呈现为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具体表现为：在结构转换的适度阶段，结构转换度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在结构转换的过度阶段，结构转换度越高，反而越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进一步结合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经济结构转换度在2014年的峰值也仅达到1.4357，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拐点值1.8024。因此，可以预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应呈现出正向的促进关系。事实上，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如图4所示），可以看到，在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阶段，除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的短暂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在其余时间段均是上升的，与结构转换基本保持了相同的变动趋势；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加速上升态势，但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一增长态势有所减缓。这种减缓趋势与结构转换的减缓是相一致的，其深层原因与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下的中国经济结构内部失衡有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加快了“再工业化”的步伐，这对于依靠嵌入全球价值链而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而言，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的国际代工模式难以为继，依靠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的前景不容乐观，同时自主创新能力又尚且不足，这样就会产生一段经济增长动能“青黄不接”的真空时期。很明显，在这种过渡阶段，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要素流动速度是相对较慢的。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很强的“本地化”黏性，因此，当较多的外国投资企业相继撤离，其负面影响就将波及本地化的生产性服务业，阻碍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率提高。这样，结构转换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会相对趋缓。这两个层面的分析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出口导向型的产业发展模式不可能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战略，利用庞大的内需市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结构转换水平较低，也反映出利用结构转换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二）高质量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增长跨越[J]. 刘伟,范欣. 管理世界. 2019(01)
[2]理解高质量发展:基本特征、支撑要素与当前重点问题[J]. 刘志彪. 学术月刊. 2018(07)
[3]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 金碚. 中国工业经济. 2018(04)
[4]增长跨越: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J]. 袁富华,张平,刘霞辉,楠玉. 经济研究. 2016(10)
[5]基于互联网视角的二三产业空间非一体化研究——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经验证据[J]. 陈国亮,唐根年. 中国工业经济. 2016(08)
[6]认识中国经济减速的供给侧视角[J]. 蔡昉. 经济学动态. 2016(04)
[7]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冲击与增长效率:国际比较的启示[J]. 陆明涛,袁富华,张平. 世界经济. 2016(01)
[8]服务业生产率真的低吗?[J]. 庞瑞芝,邓忠奇. 经济研究. 2014(12)
[9]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空心化机理及治理——以日本和美国为例[J]. 胡立君,薛福根,王宇. 中国工业经济. 2013 (08)
[10]美国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1975-2011[J]. 张辉,丁匡达. 经济学动态. 2013 (07)
本文编号：3072618
【文章来源】：管理世界. 2020,36(07)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5 页
【部分图文】：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演变的可能趋势示意图
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上述两种效应，究竟哪一种会占据主导，这与结构转换本身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当结构转换度处在比较低的阶段时，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是相对静态的，也就是说，虽然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资源都相应地投入到各生产部门当中，但此时各部门间的要素流动性是比较低的。在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约束下，这种依靠增量投入的增长空间只会越来越小。但如果在这个时候加速结构转换，使得要素资源在各部门之间按照市场原则更快地流动起来，那么在投入边际替代率递减的作用下，这种存量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软化效应是非常可观的，而且由于整体的结构转换度相对偏低，尚不足以产生严重的产业空心化现象，因而在这一阶段，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占据着主导。然而，当结构转换度位于高位并且发生转换过快时，产业之间的互动融合就会受到不利影响，比如一些大城市中的要素成本上升，导致服务部门对生产部门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形成二三产业间的空间非一体化分离（陈国亮、唐根年，2016），此时的结构软化效应也就大打折扣。同时，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它将更多地向海外和虚拟经济部门进行转移，进而引发严重的产业空心化，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在结构转换过快的情况下，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就会占据主导。由此可见，随着结构转换度由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从促进效应转向了抑制效应，呈现典型的“倒U”型。基于上述的综合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研究假说：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呈现为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具体表现为：在结构转换的适度阶段，结构转换度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在结构转换的过度阶段，结构转换度越高，反而越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进一步结合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经济结构转换度在2014年的峰值也仅达到1.4357，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拐点值1.8024。因此，可以预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应呈现出正向的促进关系。事实上，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如图4所示），可以看到，在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阶段，除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的短暂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在其余时间段均是上升的，与结构转换基本保持了相同的变动趋势；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加速上升态势，但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一增长态势有所减缓。这种减缓趋势与结构转换的减缓是相一致的，其深层原因与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下的中国经济结构内部失衡有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加快了“再工业化”的步伐，这对于依靠嵌入全球价值链而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而言，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的国际代工模式难以为继，依靠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的前景不容乐观，同时自主创新能力又尚且不足，这样就会产生一段经济增长动能“青黄不接”的真空时期。很明显，在这种过渡阶段，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要素流动速度是相对较慢的。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很强的“本地化”黏性，因此，当较多的外国投资企业相继撤离，其负面影响就将波及本地化的生产性服务业，阻碍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率提高。这样，结构转换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会相对趋缓。这两个层面的分析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出口导向型的产业发展模式不可能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战略，利用庞大的内需市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结构转换水平较低，也反映出利用结构转换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二）高质量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增长跨越[J]. 刘伟,范欣. 管理世界. 2019(01)
[2]理解高质量发展:基本特征、支撑要素与当前重点问题[J]. 刘志彪. 学术月刊. 2018(07)
[3]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 金碚. 中国工业经济. 2018(04)
[4]增长跨越: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J]. 袁富华,张平,刘霞辉,楠玉. 经济研究. 2016(10)
[5]基于互联网视角的二三产业空间非一体化研究——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经验证据[J]. 陈国亮,唐根年. 中国工业经济. 2016(08)
[6]认识中国经济减速的供给侧视角[J]. 蔡昉. 经济学动态. 2016(04)
[7]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冲击与增长效率:国际比较的启示[J]. 陆明涛,袁富华,张平. 世界经济. 2016(01)
[8]服务业生产率真的低吗?[J]. 庞瑞芝,邓忠奇. 经济研究. 2014(12)
[9]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空心化机理及治理——以日本和美国为例[J]. 胡立君,薛福根,王宇. 中国工业经济. 2013 (08)
[10]美国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1975-2011[J]. 张辉,丁匡达. 经济学动态. 2013 (07)
本文编号：3072618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jingjilunwen/shijiejingjilunwen/307261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