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混合政体与儒家制度化的“间隙显现”——中华帝国初期政治发展的一种观察角度 全文替换
发布时间：2020-12-07 17:13
汉朝是中国传统政治要素形成的关键年代。汉朝前期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事件是儒学制度化。如果把这一时期视为一次重大权力结构转型和一种新兴政治发展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转型中儒家推动了一个主动的"间隙显现(intersticial emergence)"的过程。在汉朝初期设计的兼具"周政"和"秦政"的混合政体结构中并没有儒家的位置,但随着混合政体内中央集权和分封元素间的紧张持续累积,儒家的边缘位置反而使它成为一种连接中介政治领域内诸要素、建立新的权力网络的潜在资源,将集权的目标转换成有效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手段,同时赋予政治权力可欲性和延展的韧性,从而成为了中国政治历史结构和权力互动冲突的核心组织机制。涉及汉朝前期历史的传世文献呈现了这样一个间隙显现到儒家制度化的清晰过程。
【文章来源】：东方学刊. 2019年04期 第55-70+142-143页
【文章页数】：18 页
【部分图文】：
汉初军事权力网络向日常统治结构的转化图
对于战争结果导向的混合政体来说，其核心问题是无法摆脱硬实力对抗的零和逻辑，从而无法获得稳定所必需的妥协。在皇帝与高级官僚集团之间尚有长期形成的私人信任可弥补，但在分封政治层面，封王功臣与刘邦“各据其手定之地。外托君臣，内实为敌国”。(6)刘邦是“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地位，否则……联合起来，与刘邦对抗，刘邦的地位也还有危险”。(1)加上封国远离汉朝统治的核心地带，两者之间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日常沟通，这使得皇帝无法确保封国的治理收益转化为帝国的政治财产，故转向寻找新的替代性原则。前202年，以项羽所封，汉朝承认的燕王臧荼谋反为契机，封王原则由“功”向“亲”转变。次年接受大夫田肯建议，改为分封直系和旁系血亲——其中高祖儿子8人，兄弟2人，侄1人，堂叔伯子1人——维持对关东地区的统治。前195年，血亲分封制度化，通过皇帝与功臣集团盟誓的方式规定了“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原则，也就是所谓的“白马之盟”。“白马之盟”通过“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汉书·高帝纪》）的复杂程序固定下来，除了制度化统治集团和治理双轨并行这一基本事实外，还强化了以下三点：首先，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分配由一元原则（军功）转向二元原则（军功、血缘）；其次，通过血亲分封进一步凸显了皇权的优先地位；最后，对背誓者“天下共诛之”的契约宣言具有双向性，既明确了高级官僚对皇权的义务，也加深了皇权对功臣能力和意愿的依赖。由于契约明确了权力获得的客观原则和君臣的基本义务关系，李开元认为形成了一种“宫廷皇权、诸侯王国和以丞相为中心的政府所形成的三权并立的政治结构”。(2)而如果进一步将各个权力领域（图2）分解为权力来源、运作制度和实践主体进行观察，该政体就存在以下三个层面的不稳定趋势：首先，在权力来源上，三权分立的目的并非相互制衡，而是用已有权力网络在三个层次分别占据秦朝灭亡后的权力真空，三权在初期的增殖符合“汉朝”整体权力生产的现实需求，但当触及彼此边界时如何解决，混合政体本身尚无方案。其次，在运作制度层面，王国在制度设置、司法和经济治理上的相对独立性，使得王国力量成长的上限难以预测，构成对抗中央的潜在基础。最后，皇帝与诸侯王在人力资源利用上的自主弹性强化了前面两个趋势。诸侯国内除了国傅、国相一类“总纲纪”的首席官吏由国家任命外，其余任命权归诸侯王；而与此同时，由于军功集团的强势，皇帝可能在提拔制度性官吏时受阻，但同时他在宫权领域又拥有一套非制度化的“近臣”体系(1)。这样一来，皇帝和诸侯王能够在混合政体制度允许范围内打造贯彻自身政治意志的队伍，再反过来挑战制度。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近30年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综述[J]. 郝建平.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3(04)
[2]主权在民,治权在贤:儒家之混合政体及其优越性[J]. 白彤东. 文史哲. 2013(03)
[3]中国古代君主混合政体[J]. 储建国. 政治学研究. 2004(01)
[4]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与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制度主义解释[J]. 李强. 社会学研究. 1998(03)
[5]说“义”──史学批评范畴研究[J]. 赵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6(05)
[6]楚汉“复封建”述论[J]. 孙家洲. 贵州社会科学. 1990(06)
[7]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J]. 田余庆. 历史研究. 1989(02)
本文编号：2903614
【文章来源】：东方学刊. 2019年04期 第55-70+142-143页
【文章页数】：18 页
【部分图文】：
汉初军事权力网络向日常统治结构的转化图
对于战争结果导向的混合政体来说，其核心问题是无法摆脱硬实力对抗的零和逻辑，从而无法获得稳定所必需的妥协。在皇帝与高级官僚集团之间尚有长期形成的私人信任可弥补，但在分封政治层面，封王功臣与刘邦“各据其手定之地。外托君臣，内实为敌国”。(6)刘邦是“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地位，否则……联合起来，与刘邦对抗，刘邦的地位也还有危险”。(1)加上封国远离汉朝统治的核心地带，两者之间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日常沟通，这使得皇帝无法确保封国的治理收益转化为帝国的政治财产，故转向寻找新的替代性原则。前202年，以项羽所封，汉朝承认的燕王臧荼谋反为契机，封王原则由“功”向“亲”转变。次年接受大夫田肯建议，改为分封直系和旁系血亲——其中高祖儿子8人，兄弟2人，侄1人，堂叔伯子1人——维持对关东地区的统治。前195年，血亲分封制度化，通过皇帝与功臣集团盟誓的方式规定了“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原则，也就是所谓的“白马之盟”。“白马之盟”通过“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汉书·高帝纪》）的复杂程序固定下来，除了制度化统治集团和治理双轨并行这一基本事实外，还强化了以下三点：首先，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分配由一元原则（军功）转向二元原则（军功、血缘）；其次，通过血亲分封进一步凸显了皇权的优先地位；最后，对背誓者“天下共诛之”的契约宣言具有双向性，既明确了高级官僚对皇权的义务，也加深了皇权对功臣能力和意愿的依赖。由于契约明确了权力获得的客观原则和君臣的基本义务关系，李开元认为形成了一种“宫廷皇权、诸侯王国和以丞相为中心的政府所形成的三权并立的政治结构”。(2)而如果进一步将各个权力领域（图2）分解为权力来源、运作制度和实践主体进行观察，该政体就存在以下三个层面的不稳定趋势：首先，在权力来源上，三权分立的目的并非相互制衡，而是用已有权力网络在三个层次分别占据秦朝灭亡后的权力真空，三权在初期的增殖符合“汉朝”整体权力生产的现实需求，但当触及彼此边界时如何解决，混合政体本身尚无方案。其次，在运作制度层面，王国在制度设置、司法和经济治理上的相对独立性，使得王国力量成长的上限难以预测，构成对抗中央的潜在基础。最后，皇帝与诸侯王在人力资源利用上的自主弹性强化了前面两个趋势。诸侯国内除了国傅、国相一类“总纲纪”的首席官吏由国家任命外，其余任命权归诸侯王；而与此同时，由于军功集团的强势，皇帝可能在提拔制度性官吏时受阻，但同时他在宫权领域又拥有一套非制度化的“近臣”体系(1)。这样一来，皇帝和诸侯王能够在混合政体制度允许范围内打造贯彻自身政治意志的队伍，再反过来挑战制度。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近30年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综述[J]. 郝建平.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3(04)
[2]主权在民,治权在贤:儒家之混合政体及其优越性[J]. 白彤东. 文史哲. 2013(03)
[3]中国古代君主混合政体[J]. 储建国. 政治学研究. 2004(01)
[4]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与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制度主义解释[J]. 李强. 社会学研究. 1998(03)
[5]说“义”──史学批评范畴研究[J]. 赵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6(05)
[6]楚汉“复封建”述论[J]. 孙家洲. 贵州社会科学. 1990(06)
[7]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J]. 田余庆. 历史研究. 1989(02)
本文编号：290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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