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地方自治制度与族群政治:基于印尼乡村普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发布时间：2021-07-13 10:44
本文利用印度尼西亚乡村普查数据,从制度变迁与地方政治之间的关系出发,探究民主转型之后印尼乡村自治中新村设立的动因,重点考察以族群与宗教为边界的政治动员如何影响新村的设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利益、公共物品以及政治资源在新村设立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些存在族群间经济竞争、公共物品匮乏以及处在主导政党控制范围之外的乡村,更可能成功地设立新村。这3个动因揭示了印尼乡村自治制度为国家与社会力量所扭曲,乡村内部多元化的身份分割以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安排,使得乡村政治成为诸多政治与社会力量角力的场所,形成了当下印尼乡村政治"内外共治"的局面。
【文章来源】：南洋问题研究. 2020,(03)CSSCI
【文章页数】：14 页
【部分图文】：
暴力事件的边际影响
图2 暴力事件的边际影响区域规模理论的3个假设在回归结果中得到了部分验证。公共物品匮乏对“新村设立”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体现为“与最近卫生站距离”对“新村设立”的显著正向影响。在回归结果和图3(1)中,“乡村贫困度”对于“新村设立”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当其他变量不变时,乡村贫困程度越高,就越不可能设立新村,乡村的欠发展状态抑制了村民对公共品的需求。相比之下,那些贫困程度低的乡村更有可能推动“新村设立”以满足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乡村人口密度”的影响方面,主要模型中对“新村设立”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区域规模理论的解释恰好相反,并且这种负向影响在城中村的模型中显得更大也更为显著。城中村的特殊现象主要与其所处经济社会环境相关,由于族群与宗教边界在城中村更为复杂,人口密集的城中村会提升进行政治动员的成本,难以有效地聚合民意设立新村。对于印尼而言,医疗卫生资源的匮乏推动新村设立的逻辑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如医疗卫生公共品的匮乏同样还推动了社会公民组织和力量围绕医疗卫生议题的整合,以迫使印尼地方政府在医疗公共物品方面更具有回应性。[25]
表3呈现了上述5个关于乡村自治动因的回归结果,5个回归模型都以“新村设立”为因变量。由于Logistic回归结果解读较为不便,图1、图2、图3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观察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图1(1)展示了“族群分化度”作为族群竞争的主要解释变量对“新村设立”的影响,在上述回归中这一变量对“新村设立”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研究假设1A,即乡村的族群分化度越高,越有可能设立新村。但是,族群分化度与暴力事件的交互项并不显著,同时暴力事件对于“新村设立”的影响也不显著。对于交互项而言,除了计算P值之外,还可以通过观察边际影响判断其显著与否。[24]图2(1)和图2(2)中展示了根据模型2和模型3计算而来的“暴力事件”的边际效应,只有当“有暴力事件”与“无暴力事件”的置信区间不完全重合时,才能判断有显著影响,图中所示的置信区间重合,可知“暴力事件”对于“新村设立”没有显著影响。这否定了研究假设1B,原因在于印尼存在的族群间暴力事件并不是主要以乡村为单位进行的,乡村内部的暴力事件并不代表族群间矛盾的产物,这说明印尼乡村自治过程中的族群政治动员较少会采用暴力行为作为建立新村的筹码或威胁,乡村内部暴力行为政治化的程度不高。回归结果和图1(2)也显示,“外岛爪哇人”对“新村设立”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这无疑强化了族群竞争的解释。相比于乡村内部的族群暴力行为,如果乡村内部人口大多为爪哇人,原生族群的经济和政治资源更有可能受到冲击,极容易产生以族群为边界的冲突和竞争,这一现象在外岛地区颇为严重,因此这些以爪哇人为主体的外岛乡村更有可能进行族群政治动员以设立新村,本地族群通过将爪哇人划离出新设立的乡村,维护自身经济与政治利益,验证了研究假设1C。在模型4中,城中村样本在“宗教分化度”方面呈现出了更为显著且程度更大的正向影响,说明在城镇型乡村中的村民构成更加复杂,较高人口流动性使得城中村在宗教方面更加多元化,使得以宗教为边界的政治动员更有可能发生,这也使得“宗教分化度”成为了城中村中“新村设立”的主要动因之一。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解释印尼的族群动员方式:理论与评析[J]. 薛松. 南洋问题研究. 2019(03)
[2]印尼“新秩序”的权力文化：“家产主义”的起源与扩散[J]. 夏方波. 南亚东南亚研究. 2019(04)
[3]后威权时代的印尼地方分权与政治变迁[J]. 陈琪,夏方波. 东南亚研究. 2019(02)
[4]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与现实走向研究——以东帝汶、印尼亚齐、泰国南部为例[J]. 靳晓哲. 南洋问题研究. 2019(01)
[5]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研究[J]. 王伟. 国际安全研究. 2017(06)
[6]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与社会融合[J]. 陈云松,张翼. 中国社会科学. 2015(06)
本文编号：3281915
【文章来源】：南洋问题研究. 2020,(03)CSSCI
【文章页数】：14 页
【部分图文】：
暴力事件的边际影响
图2 暴力事件的边际影响区域规模理论的3个假设在回归结果中得到了部分验证。公共物品匮乏对“新村设立”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体现为“与最近卫生站距离”对“新村设立”的显著正向影响。在回归结果和图3(1)中,“乡村贫困度”对于“新村设立”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当其他变量不变时,乡村贫困程度越高,就越不可能设立新村,乡村的欠发展状态抑制了村民对公共品的需求。相比之下,那些贫困程度低的乡村更有可能推动“新村设立”以满足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乡村人口密度”的影响方面,主要模型中对“新村设立”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区域规模理论的解释恰好相反,并且这种负向影响在城中村的模型中显得更大也更为显著。城中村的特殊现象主要与其所处经济社会环境相关,由于族群与宗教边界在城中村更为复杂,人口密集的城中村会提升进行政治动员的成本,难以有效地聚合民意设立新村。对于印尼而言,医疗卫生资源的匮乏推动新村设立的逻辑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如医疗卫生公共品的匮乏同样还推动了社会公民组织和力量围绕医疗卫生议题的整合,以迫使印尼地方政府在医疗公共物品方面更具有回应性。[25]
表3呈现了上述5个关于乡村自治动因的回归结果,5个回归模型都以“新村设立”为因变量。由于Logistic回归结果解读较为不便,图1、图2、图3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观察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图1(1)展示了“族群分化度”作为族群竞争的主要解释变量对“新村设立”的影响,在上述回归中这一变量对“新村设立”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研究假设1A,即乡村的族群分化度越高,越有可能设立新村。但是,族群分化度与暴力事件的交互项并不显著,同时暴力事件对于“新村设立”的影响也不显著。对于交互项而言,除了计算P值之外,还可以通过观察边际影响判断其显著与否。[24]图2(1)和图2(2)中展示了根据模型2和模型3计算而来的“暴力事件”的边际效应,只有当“有暴力事件”与“无暴力事件”的置信区间不完全重合时,才能判断有显著影响,图中所示的置信区间重合,可知“暴力事件”对于“新村设立”没有显著影响。这否定了研究假设1B,原因在于印尼存在的族群间暴力事件并不是主要以乡村为单位进行的,乡村内部的暴力事件并不代表族群间矛盾的产物,这说明印尼乡村自治过程中的族群政治动员较少会采用暴力行为作为建立新村的筹码或威胁,乡村内部暴力行为政治化的程度不高。回归结果和图1(2)也显示,“外岛爪哇人”对“新村设立”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这无疑强化了族群竞争的解释。相比于乡村内部的族群暴力行为,如果乡村内部人口大多为爪哇人,原生族群的经济和政治资源更有可能受到冲击,极容易产生以族群为边界的冲突和竞争,这一现象在外岛地区颇为严重,因此这些以爪哇人为主体的外岛乡村更有可能进行族群政治动员以设立新村,本地族群通过将爪哇人划离出新设立的乡村,维护自身经济与政治利益,验证了研究假设1C。在模型4中,城中村样本在“宗教分化度”方面呈现出了更为显著且程度更大的正向影响,说明在城镇型乡村中的村民构成更加复杂,较高人口流动性使得城中村在宗教方面更加多元化,使得以宗教为边界的政治动员更有可能发生,这也使得“宗教分化度”成为了城中村中“新村设立”的主要动因之一。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解释印尼的族群动员方式:理论与评析[J]. 薛松. 南洋问题研究. 2019(03)
[2]印尼“新秩序”的权力文化：“家产主义”的起源与扩散[J]. 夏方波. 南亚东南亚研究. 2019(04)
[3]后威权时代的印尼地方分权与政治变迁[J]. 陈琪,夏方波. 东南亚研究. 2019(02)
[4]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发展路径与现实走向研究——以东帝汶、印尼亚齐、泰国南部为例[J]. 靳晓哲. 南洋问题研究. 2019(01)
[5]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研究[J]. 王伟. 国际安全研究. 2017(06)
[6]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与社会融合[J]. 陈云松,张翼. 中国社会科学. 2015(06)
本文编号：328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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