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导下的城市社区治理:四方互动及诉讼外的纠纷化解

发布时间：2019-10-16 21:14

【摘要】：基于2015年至2016年在上海社区的深度研究,通过老旧公房小区群体性纠纷化解的过程来展现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和居民之间的四方互动。研究发现,居委会在上海当下的老旧小区中起到沟通和协调其他三方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令群体性纠纷得以通过诉讼外的途径解决。国家主导下的社区治理在有效控制基层社区和化解群体性矛盾中具有重要意义。社区治理中的四方互动有助于理解地方政府在缺乏体制内纠纷化解正式渠道的情况下,通过另一种制度安排来实现基层治理的逻辑。
【图文】：

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业主,恶性循环

图２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矛盾的恶性循环（二）业主委员会及其制度困境１９９１年，深圳天景花园业主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委员会议召开，全体与会人员对业委会章程、用电、水使用及费用情况、增设休闲椅和果皮箱、管理费构成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议案形成会议决议。就此，中国第一个业主委员会（简称，业委会）正式宣告成立。［１２］（Ｐ１７）然而中国的业委会发展至今的二十多年间，虽然《物业管理条例》赋予了业委会一定的权利和政策环境，但在实际运行中，业委会面临难以发挥维权、监督和协调作用的现状困境。虽然业主委员会是由业主（或业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有一定组织机构和运作资金（通常从维修基金的本息中提取），但通常是在房管部门报备，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成立，实际属于民间自治组织，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作为发生纠纷或法律诉讼的主体，因此当产生纠纷时业委会从根本上无法代表业主维护自己的权益。且业委会在成立、选举、日常工作开展、专业维修基金使用方面都接受本区街道镇的指导，无法完全独立运作。而业委会根本问题在于业主及业主委员会的维权意识都很弱。这是因为业委会是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维护业主合法权益的代表性组织，业委会委员都是无偿兼职的，绝大多数的业主只有当他们的私有物业利益受损时，，才会通过业委会和物业管理公司及有关方面进行协调来处理问题；而普遍现象是当业主在使用共用和公有利益受损时，业主及业委会往往不会主动关心并解决问题。群体性搭便车心理和行为以及缺乏小区归属感在中国城市社区中尤为突出。加上业委会运作缺乏监督机制，在集体决策和执行中不公开不透明，难以体现全体业主的意愿，有违权责一致的原则。另一方面，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开始，城市基层的利益相关者就

小区,群体性事件,社区治理,拆迁补偿

济住房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注重经济发展超过合法性建设和底层认同，尤其是官员腐败和群体性事件久拖未决等问题导致基层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急剧下降。［１６］（Ｐ１０５～１２６）在这种情况下，老旧小区处于社会底层的公民怨气多过热情，对社区事务缺乏参与和监督的热情，反而更多基于个人的经济利益考虑而只顾涉及个人的利益诉求和权益保障，对社区治理和公共事务表现出极大的冷感。而在动拆迁安置小区，由于对动拆迁补偿不满而不断诉诸抗议和信访的社区居民更被政府视为麻烦制造者。图３老旧公房小区内的四方互动４７《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基金】：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班专项课题“依法治国进程中完善大调解机制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53501)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县域维稳运行的逻辑与制度化研究”(项目编号:13BZZ030)
【分类号】：D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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