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发布时间：2019-01-27 15:54

【摘要】：时代观即对时代内涵、时代特征、时代主题的认识、判断,是最高层次的战略问题,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内外政策制定的正确与否。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发展时期。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是奠基人,列宁是继往开来的重要发展者,斯大林肯定和否定方面参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自194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认为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同时并存,但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前,认为战争与革命仍是时代主题,产生了判断上的偏差。应全面、辩证、历史地评价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时代观。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时代观的理论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唯物辩证地认识1980年代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判断。邓小平的时代观以对世界战争趋势和世界和平前景的准确把握以及发展对全人类的高度重要性为科学依据。邓小平以严谨的态度对美苏竞争态势进行跟踪观察,不断地调整、更新战争观：从战争不可避免,但五年内打不起来,到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可能争取延缓发生,再到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由此,邓小平驱走了笼罩在人们头顶的战争阴霾,为我们指明了和平的光明前景。邓小平从全人类的高度认识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发达国家的再发展要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前提,发达国家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支持、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责任。邓小平在与外宾的多次会谈中深刻揭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内涵。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时,思想理论战线陷入迷茫困惑之际,邓小平仍然坚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社会主义仍有前途。邓小平这些观点,坚定了人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邓小平新的时代主题观的提出,在理论上继承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在实践上,为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变及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推动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调整转变,促进了传统国际竞争方式和国家安全观的更新,以追求军事优势为目标的传统国际竞争向以增强经济、科技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转变；相应地,由追求政治、军事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观向包括经济、科技、军事、政治、文化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观转变,形成了邓小平国家综合安全思想体系。 邓小平从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安全、发展大局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里,中美关系紧张敌对,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客观上要求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促使邓小平努力推动中美建交。邓小平领导中国与美国进行安全合作的重要行动之一就是双方就中国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达成默契,美国警告苏联不要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教训了苏联、越南两个大、小霸权主义国家,巩固了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加强了两国高层军事交流。中美合作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存在着国家利益冲突,突出地体现在美国利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上。邓小平坚持把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同美国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美国在中美关系上对中国实行既拉又压的两面政策,邓小平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以两手策略对付美国的两面政策,适度灵活处理中美两国分歧,使中美关系斗而不破,争而不裂。 白1950年代末期起开始恶化对抗的中苏关系,在1980年代初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中苏两国互相谋求改善关系,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这种变化是苏、中、美三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苏联在与美国争霸中处于被动,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泥潭,国内经济长期处于畸形发展和低速增长状态。内外交困的现实迫使苏联谋求缓解同中国关系。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上存在的根本利益冲突而起伏动荡,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需要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保障,美苏之间爆发世界大战和苏联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都较1970年代降低。国际上的不利和有利因素以及国内发展的要求促使中国对美拉开距离,对苏松动关系。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邓小平倾力促使苏联消除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三大障碍”,打消苏联回避国际责任的种种企图。鉴于国际形势进一步变化和中国南部周边安全环境趋于严峻的状况,邓小平调整了渐进式、分步骤消除“三大障碍”的思路,将坚持苏联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三大障碍”中优先解决的热点问题,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取得实质性突破。邓小平总结、吸取中苏关系结盟和意识形态争论留下的教训,以史为鉴,为新型中苏关系准确定位：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的国家关系；立足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对中苏关系科学、合理的再定位,为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平稳过渡奠定了牢实基础。 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一条线”战略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必要性和可能性相统一的产物。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后国内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1970年代初以来实行的“一条线”战略的局限性亟待克服,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跌宕起伏,彼此都在审视对方并准备调整对对方的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需要中国奉行独立自主政策保持国际战略力量平衡。在调整中国对外政策必要性凸显的过程中,实现这种转变的条件也基本具备：1980年代初美苏争霸开始呈现互有攻守、僵持不下的态势,世界战争的危险下降,长期紧张对抗的中苏关系出现松动迹象。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经过了酝酿、提出和成熟三个阶段。在十二大之前的酝酿阶段,邓小平勤于观察,深入思考,大胆预见,同时广聚战友和外交、战略研究领域有识之士的智慧,考虑对美拉开距离、不结盟、不打牌,对苏松动关系。1982年9月十二大开幕词和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并阐述了其基本内涵。十二大后到1990年代初,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走向成熟阶段。不仅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概念不断明晰、具体化,而且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容得到全面、深入阐发,形成完整体系。由“一条线”战略向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转变成效显著,意义深远。由于转型的成功,中国为避免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安全环境大大改善,经济稳步增长；促进了全方位外交,拓展了中国的国际空间：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幅度得到提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使中国成功应对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形势的动荡,迅速适应冷战结束带来的世界格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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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武汉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4
【分类号】：A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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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416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