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制度与协商民主制度的比较研究(3)
发布时间：2014-09-04 09:01
到20世纪末叶，自由民主制的弱点日渐显露，人们在议论民主的危机，探索后民主时代。科林克劳奇在《后民主制度》（Post-Democracy）一书中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出现了“后民主”趋势，有两个特征：第一，政治组织、民间组织和兄弟会成员在减少，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党党员数量在下降。第二，参与投票的人在减少，“投机政治”、“景观政治”不断扩大，无休止的选举运动，电视节目，被媒体紧紧控制的景观大量涌现。由于这些活动要花大量的钱，导致选举为财阀所操纵。[5]自由民主制蜕化扭曲，人们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取代或与之并列的民主制。在20世纪末期，民主理论开始转向研究协商，出现了大量有关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论者。1980年，约瑟夫·比赛特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了“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此后有人对协商民主进行了深入研究。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被公认为协商民主的理论大师，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著作为协商民主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政治哲学经历了一场协商转向”，[6]西方学界之所以呼唤民主转向，从自由民主转向协商民主，是要从危机中找出路。因为现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其运作方式就是多党竞争，轮流坐庄，政党蜕变为选举党，导致政党恶斗，执政党的目标是保住执政党地位，在野党又称反对党，就是反对执政党。长期辩论不决，行政效率低下。议会辩论不决，就付与公民投票。连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如建核电站，水电站，专业性极强，民众不甚了了的建设项目，也要投票表决，无异于瞎子摸象。政党恶斗下去，势必祸国害民。有识之士呼唤协商民主。
三、协商民主制横空出世
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到了近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快，往往几十年乃至十几年即发生显著的变化，文化则是长期稳定的，往往要几百年才能发生显著变化。文化是政治的精神支柱，研究政治体制，宜从文化入手。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蕴藏有大量的精神资源，从中可发掘出中国政治体制的遗传基因。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中国4000多年前的唐尧帝“能明训德，以亲九族。九族和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和合万国”。可以体认出，尧帝建立的是一种各部落集团和睦共处的社会。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当时发生了一次政治大动乱，国君周励王被“国人”（指京城的民众）推翻，逃出京城。代表两大政治集团的周公和召公共同主政，史称“周召共和”，有和谐主政的意思。由此可看到中西文化观念的差异，那就是西方文化重斗争，中国文化重和合。西周共和制在历史上只存在了15年，但共和政治理念植根于中华和合文化的土壤。拉丁文Republic us原意为公共事务，是一种没有国王的治国政体，同西周的共和政体接近，故译为共和。但中国古人讲的共和，要义是和谐共事，西文Republic us则没有此意。战国时孟子讲民本主义，清初黄宗羲提出民主思想，清末康有为作《大同书》，民国初孙中山倡导“五族共和”，都是共和政治理念的延续。共产党主政，又继承和发展了共和政治传统，新中国刚成立，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错事和发生官僚主义”。“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7]14由此奠定了协商民主制的基础。
协商民主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特有形式，是中国所独创，具有独特优势。《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古代和近现代民主制，都发源于西方，中国在这方面一向落后。在20世纪下半叶，协商民主制在中国横空出世。毛主席诗词《念奴娇·昆仑》有句“横空出世，莽昆仑，立于世界之上”。横空出世指高大的事物，又指骤然发生的事。这里讲横空出世，是指协商民主制跨越自由民主制而独立产生，同自由民主制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二百年来，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总是一枝独大。到20世纪下半叶，东方出现了能与之分庭抗礼的协商民主制。至此可以发现，当今世界，民主制有两大类型：一是自由民主制，这是西方通行的民主制；二是协商民主制，这是起源于中国的新型民主制，目前处于开创阶段，具有强大生命力。那么，中国何以能创造出新型民主制呢？翻开人类历史，后来居上是历史的常有现象。世界上各个国家并非匀速前进，而是有曲折有跳跃，先进的可能落后，落后的可能走到前面。原因在于，落后的急于改变现状，即中国的一句古话“穷则思变”，且具有后发优势，能够吸收前人的经验教训，作跳跃式前进。先进的往往养成一种惯性，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以至于落伍。古希腊是古代最先进的地区，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表现平庸。北欧诸国在18和19世纪时还是落后地区，到20世纪末已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在明朝以前的两千年时间，一直为全球最强盛的大国，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渐渐落后于欧美国家。进入21世纪，原来落后的中国，后来居上超过欧美国家是完全可能的，不仅只是在经济上超越，在政治体制上也能超越。近现代民主制在西方产生并盛行了200多年，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将自由民主制看作不二法门，唯我独尊，拒斥其他民主体制。自由主义在20世纪初已传入中国，但始终扎不下根，中国人自由民主的观念淡薄，不存在西方人那样的思维惯性，就更便于开创新型的民主形式。民主是一种政治上层建筑，要同经济基础相适应。自由民主制凸显多党竞争，轮流坐庄。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占主导地位，企业完全受私人控制，政党斗争对企业经营无多大关系。因此，自由民主制尚能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西方国家尚能维持住自由民主制，也就没有改革的紧迫感。而自由民主制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就产生了探索新的民主体制的紧迫感。协商民主制正是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经济飞速发展，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所罕见，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由此发现，协商民主制正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特有形式。中国之所以能创造出新的民主体制，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文化根基深厚。中国有5千年延续不断的文化，文化资源最为丰富，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和谐观念和中道思维根深蒂固，在此文化土壤上易于培育出协商民主制。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在中国这个经济大国，文化大国，创造出一个同自由民主制并列的协商民主制，是顺理成章的。
协商民主制可分两个层次来定位：在中国范围，协商民主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在世界范围，协商民主制是同自由民主制并列的一种新型民主制。
四、中国政治体制发展和改革的大走势
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可以说，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内涵相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世界的市场经济是同质的，都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和价值规律，故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吸纳西方的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各国的民主政治不同质，有多种形式，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采用西方民主政治。在当今世界，有两类民主体制，一是自由民主制，一是协商民主制。我国政治体制发展的大走势，就是协商民主制，根据有如下四点：
1.更符合历史总的发展趋势。历史进步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观察古今中外的历史，战争、动乱、冲突有时可产生出优秀精神产品，如诗词小说，哲学思想等，但对物质生产起到破坏作用。安定、和谐的社会，能保证生产力顺利发展，从而推动历史前进，故协商民主制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自由民主制突显政党斗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再从历史发展分阶段看，生产力水平低，剥削者为增加剩余劳动，会加重压迫剥削，劳动者面临饥饿的威胁，会冒死作求生的搏斗，斗争就激烈。生产力水平高，人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再进一步争取更好的生活，则冲突斗争会缓和。因此，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发展总的趋势是冲突减少，协同增多。到了20世纪末，生产力状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主导因素，人称之为知识经济。科学技术是一种无限的资源，争夺资源的斗争将大为减少。现代生产力性质为协商民主制政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平等、和谐的价值观必然会占主导地位，故协商政治理念符合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目标。
2.更符合时代潮流。在两极化社会形成的自由民主制，多是用议会表决方式解决二者择一的问题。现代社会走向多元化，面临的是多元选择。越来越多的问题，共和协商比民主表决更有效。现代国家各个集团仍有自身特殊利益，但关系到全社会整体利益的事项日益增多，客观上要求政治集团之间共和协商以解决全社会的问题。世界和平将长期持续下去，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战与和，而是发展经济与文化事业，解决民生问题。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生产和生活趋向社会化、网络化，大工程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处理国事依赖于科学研究。集中各方面人才共和协商，才是适应时代潮流的最佳选择。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频繁，自由民主制的一套表决方式不全适用乃至全不适用，共和协商更加有效，更加适合全球化潮流。
3.更加平等公正。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是自由民主制中最具进步意义的成分。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通过选举取得了重大成功，恩格斯在1895年发表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可以通过选举取得政权。在19世纪末，自由民主制的选举还是较为平等公正的。到了20世纪末，由于选举费用高昂，导致金权政治盛行，富人方有条件参加竞选，人与人之间政治地位不平等，这就破坏了选举的公正性。多党竞争、新闻自由是自由民主制的监督机制，其积极作用是有利于制止他人的腐败，同时自身陷入腐败。因为多党竞争，使得政党依附财团，新闻自由使得新闻工作者不受限制，自由地投靠权贵和财团。这是监督者自身的腐败。多党共和协商就要相互监督，铲除腐败。执政党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有主政的权利，也有铲除腐败、接受监督的义务。由此可见，协商民主制完全可以吸收多党竞争、新闻自由的积极方面，而摒弃其消极方面，是一种更加平等公正的制度。
4.更加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涵盖的内容颇多，而同民主制有关联的主要有两大项：一是社会制度，一是文化传统。首先，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公有就是全民所有，而全民无法直接行使所有权，是由政府委托的人员来行使，这些企业领导人有双重身份，既是企业家又是政府官员。自由民主制所伴随的多党竞争、政党轮替，势必导致企业领导人无所适从，只关注政治风云变化，无暇管理企业，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自由民主制这种政治上层建筑只能适合私有制经济基础，不能适合公有制经济基础。新中国建立60多年，特别是进入新时期的30多年，经济发展很快，标明中国实行的协商民主制适合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其核心要义就是和谐，涵盖有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正是在这种和谐文化土壤上，生长出协商民主制，而协商民主制也就同文化传统融会贯通。
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制是经济基础、中华文化、时代潮流三个坐标的交汇点，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政治体制发展和改革的大走势就是协商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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