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毒虫”图像到“五毒”文化的流变
发布时间：2021-07-06 06:19
图像是历史的一种反映,它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和史料。本文通过对刻有"毒虫"图像的汉代画像砖以及晋代越窑"谷仓罐（魂瓶）"的图像分析,提出民间美术中"五毒"形象从汉代便开始出现并应用于生活的可能性,并由此梳理了民间美术中"五毒"文化的流变过程。
【文章来源】：美术观察. 2020,(09)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5 页
【部分图文】：
[汉代]手搏图画像砖(拓片)原砖出土于河南邓县汉墓
河南邓县城东北十公里的腰店祁营汉墓出土的空心画像砖《手搏图》（图1），表现了一个角斗的场景，中间武士身披铠甲、背后佩剑，瞠目弓步立掌待斗，左侧一人已经被打得仰天摔倒，右掌撑地，弃剑嚎啕，右侧一人弓步持钺准备出击，两侧分别饰以四脚龙，中间上方绘刻有一对凤鸟，这是一个典型的打斗场面，笔者关注到勇士身侧有两只“毒虫”壁虎及蝎子也在围攻中间的武士。中间武士的形象颇似宗布神。[10]这一武士形象被塑造得膀大腰圆，四肢动作夸张，给人一种视觉的张力，面部鬓发飞扬，龇牙咧嘴，胡须上翘，狰狞可怕，正是借助这样恐怖的亦人亦兽的外形起到震慑作用，镇鬼辟邪。传统的画像石、画像砖中的动物是配角，而从此画面中，可以解读到民间匠人是把蝎子和壁虎塑造成参与围攻勇士的“毒虫”，显然并非单纯的装饰点缀之意。画像砖上的形象离不开生活本源，离不开与生命相关的主题，这就是民间美术创作的源泉。汉画像砖石图像中可窥知汉代的社会认知及风俗。其实，早在夏商时期，先人戴上面具，扮成狞厉的神怪，以厉驱邪，佑人平安。《周礼·夏官·司马下》记载，西周时期已经有专门的祭祀，让人扮成“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的方相氏，以抵御疫病。东汉桓谭《新论·言体》篇记有：“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在人们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观念中，“蛇、蝎、蜈蚣、蟾蜍、壁虎”等，在形象上即有“毒虫”之义，图像中常做进攻状，寓意以凶御凶，以邪压邪。如《论衡·卷十九·乱龙》所云：“夫桃人，非荼、郁垒也，画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画效象，冀以御凶。”[11]进攻之“恶”状与防御之“强”念看似是有对立性的差别，实则反映了先民趋凶纳吉的心理。在这块画像砖上，壁虎和蝎子显然被赋予了“御凶”之意，其力已出，其毒已现。虽然现在所见同样题材的汉代图像还不多，其初义还是能被认知到的。人们正是通过一代代的历史图像来构建内心的精神认知，并仰仗它带来的神圣力量。
由宋至明，“五毒”的图案广泛应用，商业、手工业的繁荣也为“五毒”文化的传播开辟了市场，在刺绣、织锦、服饰、陶瓷、木雕、玩具、甚至食品包装等都以丰富地形式大量出现“五毒”形象。尤其宋元时期，带有“五毒”图案的织绣服饰成为五毒文化重要的载体，亦是当时民俗生态的一个折射面。宋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二》曾有：“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毬、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併为一景，谓之一年景。”[17]在明代，“五毒”一词也正式出现在文献记载中，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卷二》之《春场》云：“五日之午前……各家悬五雷符，簪佩各小纸符，簪或五毒、五瑞花草。”[18]以及明沈榜的《宛署杂记·卷十七》中《民风一·土俗》又云：“五月女儿节，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端午日，集五色线为索，系小儿胫。男子戴艾叶，妇女画蜈蚣、蛇、蝎、虎、蟾，为五毒符，插钗头。”[19]记载了当时人们佩戴五毒符和簪五毒的习俗，女子不仅用把“五毒”图案绣在织物上，而且以纸剪成艾叶形状或直接将真艾簪戴于头上用以装饰，此间，“五毒”纹样基本固定，并常出现在妇儿衣物和肚兜之上，护佑妇女儿童平安，“五毒”之风渐靡。除了上述丰富的民间民俗活动，宫廷中的“五毒”文化亦蔚然可观。刘若愚在《酌中志·卷二十》之《饮食好尚纪略·端午》记有：明代宫廷每到端午时，“五月初一起至十三日止，宫眷内臣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门两旁安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上画天师或仙子、仙女执剑降毒故事，如年节之门神焉，悬一月方撤也。”[20]“五毒艾虎补子蟒衣”（图3）亦作为端午期间的应节吉服，其式样见北京定陵出土的明代艾虎五毒纹方补，补绣中二虎相对，周围绣艾叶花卉和五毒纹，蛇、蝎、蜥蜴、蟾蜍、蜈蚣五种毒虫或爬或跳，形象逼真。“五毒”文化的涉及范畴越来越广泛。
本文编号：3267706
【文章来源】：美术观察. 2020,(09)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5 页
【部分图文】：
[汉代]手搏图画像砖(拓片)原砖出土于河南邓县汉墓
河南邓县城东北十公里的腰店祁营汉墓出土的空心画像砖《手搏图》（图1），表现了一个角斗的场景，中间武士身披铠甲、背后佩剑，瞠目弓步立掌待斗，左侧一人已经被打得仰天摔倒，右掌撑地，弃剑嚎啕，右侧一人弓步持钺准备出击，两侧分别饰以四脚龙，中间上方绘刻有一对凤鸟，这是一个典型的打斗场面，笔者关注到勇士身侧有两只“毒虫”壁虎及蝎子也在围攻中间的武士。中间武士的形象颇似宗布神。[10]这一武士形象被塑造得膀大腰圆，四肢动作夸张，给人一种视觉的张力，面部鬓发飞扬，龇牙咧嘴，胡须上翘，狰狞可怕，正是借助这样恐怖的亦人亦兽的外形起到震慑作用，镇鬼辟邪。传统的画像石、画像砖中的动物是配角，而从此画面中，可以解读到民间匠人是把蝎子和壁虎塑造成参与围攻勇士的“毒虫”，显然并非单纯的装饰点缀之意。画像砖上的形象离不开生活本源，离不开与生命相关的主题，这就是民间美术创作的源泉。汉画像砖石图像中可窥知汉代的社会认知及风俗。其实，早在夏商时期，先人戴上面具，扮成狞厉的神怪，以厉驱邪，佑人平安。《周礼·夏官·司马下》记载，西周时期已经有专门的祭祀，让人扮成“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的方相氏，以抵御疫病。东汉桓谭《新论·言体》篇记有：“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在人们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观念中，“蛇、蝎、蜈蚣、蟾蜍、壁虎”等，在形象上即有“毒虫”之义，图像中常做进攻状，寓意以凶御凶，以邪压邪。如《论衡·卷十九·乱龙》所云：“夫桃人，非荼、郁垒也，画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画效象，冀以御凶。”[11]进攻之“恶”状与防御之“强”念看似是有对立性的差别，实则反映了先民趋凶纳吉的心理。在这块画像砖上，壁虎和蝎子显然被赋予了“御凶”之意，其力已出，其毒已现。虽然现在所见同样题材的汉代图像还不多，其初义还是能被认知到的。人们正是通过一代代的历史图像来构建内心的精神认知，并仰仗它带来的神圣力量。
由宋至明，“五毒”的图案广泛应用，商业、手工业的繁荣也为“五毒”文化的传播开辟了市场，在刺绣、织锦、服饰、陶瓷、木雕、玩具、甚至食品包装等都以丰富地形式大量出现“五毒”形象。尤其宋元时期，带有“五毒”图案的织绣服饰成为五毒文化重要的载体，亦是当时民俗生态的一个折射面。宋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二》曾有：“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毬、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併为一景，谓之一年景。”[17]在明代，“五毒”一词也正式出现在文献记载中，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卷二》之《春场》云：“五日之午前……各家悬五雷符，簪佩各小纸符，簪或五毒、五瑞花草。”[18]以及明沈榜的《宛署杂记·卷十七》中《民风一·土俗》又云：“五月女儿节，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端午日，集五色线为索，系小儿胫。男子戴艾叶，妇女画蜈蚣、蛇、蝎、虎、蟾，为五毒符，插钗头。”[19]记载了当时人们佩戴五毒符和簪五毒的习俗，女子不仅用把“五毒”图案绣在织物上，而且以纸剪成艾叶形状或直接将真艾簪戴于头上用以装饰，此间，“五毒”纹样基本固定，并常出现在妇儿衣物和肚兜之上，护佑妇女儿童平安，“五毒”之风渐靡。除了上述丰富的民间民俗活动，宫廷中的“五毒”文化亦蔚然可观。刘若愚在《酌中志·卷二十》之《饮食好尚纪略·端午》记有：明代宫廷每到端午时，“五月初一起至十三日止，宫眷内臣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门两旁安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上画天师或仙子、仙女执剑降毒故事，如年节之门神焉，悬一月方撤也。”[20]“五毒艾虎补子蟒衣”（图3）亦作为端午期间的应节吉服，其式样见北京定陵出土的明代艾虎五毒纹方补，补绣中二虎相对，周围绣艾叶花卉和五毒纹，蛇、蝎、蜥蜴、蟾蜍、蜈蚣五种毒虫或爬或跳，形象逼真。“五毒”文化的涉及范畴越来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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