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县大佛寺石窟再研究

发布时间：2020-07-05 02:47

【摘要】：位于丝绸之路要塞上的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一方面地处北朝“豳宁”地区的地域范围内,另一方面又是西北方向出入关中平原的第一站,其石窟造像同时受到来自西部和关中两地的影响。推测彬县大佛寺石窟萌芽于北周时期,隋代开始依山立寺,完成了西区崖面的开凿,并开始了中区大佛洞的营建,大佛洞一佛二菩萨主体工程于贞观初期完工。大佛洞的北壁、耳室大致起始于太宗至高宗中前期,千佛洞则开凿于高宗时期、大部分造像雕凿于武周时期,玄宗时期开凿的罗汉洞是唐朝造像的另一个丰盛期,随后造像走向衰落;宋、金、元、明、清开始了不断的妆像和维护。作为名胜古迹,180余则题刻进一步构成了大佛寺新的发展历史,赋予了其佛教造像之外的其他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彬县大佛寺石窟造像仍是以净土信仰主导,与法华、地藏等信仰相互交融。反映在造像上,造像龛以阿弥陀佛为主尊的数量居于绝对地位,胁侍则有不同身份和样式,反映了多种造像信仰的交融;另有少量释迦、弥勒、立菩萨造像,而受到政治的影响,佛装舒相坐菩萨像一跃而成为武周时期造像的最大宗,说明了当时地藏信仰的盛行。除少量大窟为皇家开凿外,大部分小龛零散开凿,无统一规划,也是陕西地区石窟开凿的特点。整体来看,窟龛形制和台座样式从简单到复杂,造像的组合则更加多样,造像的信仰与造像组合密切关联。这些造像大致吻合于相同时期其他地区造像演变序列,但在某个时间段亦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强烈的造像特征,反映了政治对地域造像的影响。而大佛寺石窟造像的初起阶段,则保存了北朝风格和西部石窟寺造像影响的痕迹,以及在随后发展过程中受到来自关中地区、龙门石窟造像的影响。唐代造像的“长安模式”以长安地区造像为主体、其他造像作为辅助部分,始于北周、成于初唐、盛于武周和玄宗,代表了长安地区造像的共有样式风格和审美品格;概括而言,“长安模式”的造像是摆脱北朝与南朝造像遗风而具有活力的、穿着佛教服装、具有佛教造像因素的相对写实的唐朝长安人像。它的形成既有北周的粗壮、北齐和麦积山石窟造像的衣纹贴体,更兼外来造像的推动。典型“长安模式”有辐射全国各地的影响力,高宗始、玄宗达到顶峰。彬县大佛寺石窟造像与之关联较为复杂。
【学位授予单位】：西安美术学院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K879.2
【图文】：

北周造像风格，与巴米扬西大佛、云冈 18 窟东西壁立佛有承续关系。后开凿的5 号窟，造像肩宽、胸廓方正等特点具有典型的隋代特征。“应福寺”窟的二胁侍菩萨与主尊在一条直线上、与正壁紧贴的位置关系、避开 5 号窟的布局规划都显示为后来补凿；此打破了 5 号窟，损坏了东壁及其他造像，甚至连带导致深窟变为浅龛。而从胁侍菩萨造像风格所具有的开元年间的特征看，亦符合“应福寺”龛的开凿序列及打破 5 号窟的逻辑关系。西区八个窟龛，除 2 号、5 号和 6 号的“应福寺”窟外，其他窟龛造像损毁严重；推测 B1 号、1 号、3 号窟龛的开凿时间为 2 号窟开凿时间相似的隋代初期，但因造像风化极为严重，基本无法辨识身份，无法对其样式概括总结。4 号和 7 号窟皆为中间有低矮佛坛的佛殿窟，但造像全无，无法判断开凿年代。4 号窟内造像为开元天宝之际补凿。7 号窟开凿于玄宗开元时期。一、关于 2 号窟的开凿时间问题彬县大佛寺石窟西区有八个窟龛。因西首第一个小龛造像风化全无，故个别

西安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窟（图 2-1-1）。1为了研究和表达的方便，本文采用常青另编；只将最西的小龛补标为 B1 号。因此，本文所研究西向东排序的第三个窟。有关该窟造像，相对于中区的大佛洞、千佛洞、罗汉现较晚，文字数量也较少。最早提及该窟造像的应该是民“……其一东西南三面各有坐像一，胁侍二。西者屈右足似唐代石窟中之最精者……”2此为直观经验的概括性描的发展和宗教美术研究的深入，对西区造像逐渐纳入到研断有了更多的依据和新的结果。韩伟概论陕西石窟时，判窟唐

本文编号：274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