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与东晋佛教的变迁

发布时间：2017-04-15 01:13

  本文关键词：慧远与东晋佛教的变迁，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摘要】：东晋是牵系中国佛教兴衰的重要时期。以此为起点,佛教这种异域文化逐渐获得世人的理解与认可,并开始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思想等诸多层面造成深远的影响。在东晋佛教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高僧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认为,若无竺道潜、支遁、道安、慧远等高僧相继凭籍学识风度折服帝王名士,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道路或许要艰难很多。 在东晋诸多高僧中,慧远占据着极其重要地位。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针对时弊的诸多思想创见,也体现于慧远在东晋佛教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这意味着研究慧远不仅需要从佛学、哲学出发,更需要结合思想史的角度加以研究,尤其要关注他与时代思潮的互动,才能够更深彻的了解其思想与价值。 佛教在东晋逐渐为人们接受,与当时清谈、玄学的盛行存在密切的关系。永嘉南渡之后,元帝、明帝、王导、庾亮等帝王宰辅皆热心清谈,擅长庄老之学的竺道潜、康僧渊、康法畅等高僧频繁侧身名士群集的谈座,并逐渐获得士人的尊重与认可。此期的高僧受到玄学风气的影响,在佛理上极为关注对般若学的探究,遂有“六家七宗”之盛。 玄学化的佛教虽然促成人们迅速接受了佛教,却也带来诸多的弊端。首先是当时的许多名士虽然通过与高僧的清谈交往得以知晓佛教义理,但他们往往习惯性的根据玄学模式来理解佛学义理,造成佛学对于玄学的依附；其次是由于时人过于关注般若性空的义理,不太重视戒律,再加之缺乏相应的戒律典章,故东晋晚期佛教盛行之后,出家僧徒流品混杂,秽行百出,甚而直接影响朝政。 能够从学理上扭转佛学对玄学的依附,能够在僧徒秽行风潮中保持高洁的志行,能够不畏桓玄震主之威起而与之抗争者,当首推庐山慧远。他坐镇庐山三十余年,促进了江东戒、定、慧三学的发展,使东晋佛教转向更具有宗教性的一面,此前独重义理的东晋佛教由此更为完整,焕发出新的光彩。 在第一章中简述慧远的生平事迹。大略说明他一生的行止,及其学术思想的变迁。 在第二章中考察东晋佛教的发展以及士人对佛教态度的变迁。佛教在东晋能够获得极大发展,与名士的支持有极大的关系。通过对东晋佛教的变迁,以及王导、谢安、殷浩、王坦之、王谧等数十位士人对待佛教态度的具体分梳,考察佛教逐渐渗透进入士大夫阶层,并在东晋晚期获得极大成功的历史过程。 在第三章中讨论慧远与刘遗民诸人东林结社、共期西方一事。因为慧远与刘遗民诸人的风采气度,东林结社一事流衍出种种广为后人称颂的传说,慧远更因此被净土宗尊为远祖。若将此事置于东晋佛教变迁的大势之中,可知此一事件代表着一个重要转折。如果说此前的名士较为关注般若性空义理的探寻,在东晋晚期,佛教的戒律、禅定等内容,也已经进入士大夫群体的日常生活,佛教由此真正成为他们的信仰。 在第四章中论述东晋晚期“沙门应否敬拜王者”之争,探讨慧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东晋晚期僧徒人数骤然增多、流品混杂,秽行极多,乃至僧尼出入宫禁、影响朝政。桓玄专权之后,试图改变这种状况,遂有“沙汰沙门”、“沙门敬拜王者”等政令的提出,在朝野中引发激烈的争论。慧远对待上述两项政令的态度截然不同,对桓玄“沙汰沙门”之令,其主旨是采取颇为赞同的态度；对“沙门敬拜王者”的政令,慧远则表示坚决反对,他不但与桓玄反复陈说“沙门不拜王者”的诸种理由,更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为沙门不敬王者寻找义理上的依据。 第五章中讨论慧远的形神思想。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慧远思想中的“神”被解释为：补特伽罗(神我)；灵魂；法身；如来藏；心识；精神等,其中涉及了部派佛学中的犊子部、大乘华严一系、如来藏学说等,这也意味着存在重新考察慧远“神不灭”学说的必要性。故在此章将对慧远形神思想的具体内容、以及诸多来源进行详细的梳理。 第六章中讨论慧远报应论以及人可成佛说。东晋时期的士人,因为受到玄学中“自然之性不可移”、“圣人不可学不可至”等观念的影响,对佛教中报应劝善、佛圣可成等观点颇感怀疑,戴逵、桓玄诸人更直接根据此类义理询问慧远,慧远一一写信回复。此举不但促进了佛教摆脱对于玄学的依附,亦有极大的劝善、增上之功。在本章中将追溯“自然之性不可移”、“圣人不可学不可至”等观念的由来,并通过对慧远与戴逵、桓玄之间相互疑难书信的考察,进一步揭示慧远的“积习移性”、“七住顿悟”思想。 在第七章中讨论慧远与东晋般若学。鉴于般若性空之学与玄学之间的相似性,东晋一朝的般若学极为盛行,独居大宗的位置。慧远一生的事迹思想亦多与般若学相关,故不可忽视其思想中的般若学成分。大体而言,慧远的般若思想与此前的“六家七宗”之间有继承、有创新。由于慧远特别关注报应、神不灭等关于世俗信仰的问题,遂在般若学的基础上融入了犊子部、禅观等思想,故其般若思想与中观学之间呈现较大的差异,表现出涅i醚У奶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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