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还是商品:传统年画研究的视角转换
发布时间:2021-06-19 17:38
对传统年画的研究往往侧重其艺术属性和精神属性,对商品属性重视不足,这不仅造成认识的偏差,也导致了研究结论的根本性错误。本文认为,年画是为商品生产而创造的艺术,是诞生于社会中上阶层,而后才在民间广泛传播的艺术商品。商品属性对年画艺术特征的形成有着决定性作用,市场竞争是其重要的发展动力,"四大产地""五大产地"之说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
【文章来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20,(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5 页
【部分图文】:
火轮船 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 近代 山东省博物馆藏
在以往的研究和大众心目中,年画艺人是民间艺术的守护者和耕耘者,年画表达的是农民的情感和诉求,代表着农民的阶级立场。如清末杨家埠的《炮打日本国》《慈禧太后逃长安》《任大麻子打潍县》等表现时事的作品,被认为“表达了爱国主义情怀”“对统治者无情讽刺”“同情农民起义”等。但事实上,民间艺人或有朴素的爱恨,但未必有政治讽喻的自觉,他们之所以创作这些作品,多数还是为了迎合顾客求新尚奇及了解时事的需求,争取更大的市场,如《火轮船》(图1)表现内地人没见过的蒸汽机船;《八里皇城街》(图2)表现欧洲巴黎的城市风貌,这些作品亦是市场竞争的直接产物。此类作品一般来说制作不多,销量有限,但它能够吸引买主并显示作坊的实力(一般小作坊没有创作的能力)。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得知,过去大规模的画店每年都会创作一两张新内容的作品,主要目的并不在销售,而是为了扩大宣传,吸引客户。另有一例,在前些年的“非遗”保护中,常常宣传艺人在政治运动中为保护老版而冒险收藏,经历若干岁月才重见天日云云。而实际是任何一次政府出面要求收缴画版,不管是要毁坏,还是要进行保护、利用,几乎没有一个作坊会全部上交,这不仅是出于对自己劳动工具的珍重,更是留下再次出山经营的本钱。不论政府如何宣传,如何鼓动,民间艺人作为经营者的角色意识不会变,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没有必要过度拔高为是对遗产的自觉守护。图3 童子舟游图苏州年画清代收藏不详
图2 八里皇城街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近代王树村藏从传承角度来说,过去农村生活异常艰辛,农民出于谋生、逐利的需要建立年画作坊,也必然会因为市场的变化改行或者兼事其他行业,其传承和经营的变化都远大于我们想象。正如潍县年画业的顺口溜:“刻版坐案子,捎带着糊扇子,在徐州卖‘老虎’,捎带着卖‘判子’,赚了钱当驴贩子,蚀了本当熊蛋子,算不开账做辫子。”[9]13-14说明艺人有着极强的商业意识和灵活的经营方式。杨家埠“同顺堂”画店在清末规模极大,能够容纳一百二十余位画商住宿,选样订货,不幸一次失火烧死画商二十余人,画店为死难者预定棺木寿衣收殓送葬,并付给每位死者的家属二十块大洋抚恤金,[10]147耗资很大,不仅体现出“以义取利”的民族商业传统,其危机处理的手段也已经颇有现代企业之风。
本文编号:3238253
【文章来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20,(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5 页
【部分图文】:
火轮船 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 近代 山东省博物馆藏
在以往的研究和大众心目中,年画艺人是民间艺术的守护者和耕耘者,年画表达的是农民的情感和诉求,代表着农民的阶级立场。如清末杨家埠的《炮打日本国》《慈禧太后逃长安》《任大麻子打潍县》等表现时事的作品,被认为“表达了爱国主义情怀”“对统治者无情讽刺”“同情农民起义”等。但事实上,民间艺人或有朴素的爱恨,但未必有政治讽喻的自觉,他们之所以创作这些作品,多数还是为了迎合顾客求新尚奇及了解时事的需求,争取更大的市场,如《火轮船》(图1)表现内地人没见过的蒸汽机船;《八里皇城街》(图2)表现欧洲巴黎的城市风貌,这些作品亦是市场竞争的直接产物。此类作品一般来说制作不多,销量有限,但它能够吸引买主并显示作坊的实力(一般小作坊没有创作的能力)。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得知,过去大规模的画店每年都会创作一两张新内容的作品,主要目的并不在销售,而是为了扩大宣传,吸引客户。另有一例,在前些年的“非遗”保护中,常常宣传艺人在政治运动中为保护老版而冒险收藏,经历若干岁月才重见天日云云。而实际是任何一次政府出面要求收缴画版,不管是要毁坏,还是要进行保护、利用,几乎没有一个作坊会全部上交,这不仅是出于对自己劳动工具的珍重,更是留下再次出山经营的本钱。不论政府如何宣传,如何鼓动,民间艺人作为经营者的角色意识不会变,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没有必要过度拔高为是对遗产的自觉守护。图3 童子舟游图苏州年画清代收藏不详
图2 八里皇城街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近代王树村藏从传承角度来说,过去农村生活异常艰辛,农民出于谋生、逐利的需要建立年画作坊,也必然会因为市场的变化改行或者兼事其他行业,其传承和经营的变化都远大于我们想象。正如潍县年画业的顺口溜:“刻版坐案子,捎带着糊扇子,在徐州卖‘老虎’,捎带着卖‘判子’,赚了钱当驴贩子,蚀了本当熊蛋子,算不开账做辫子。”[9]13-14说明艺人有着极强的商业意识和灵活的经营方式。杨家埠“同顺堂”画店在清末规模极大,能够容纳一百二十余位画商住宿,选样订货,不幸一次失火烧死画商二十余人,画店为死难者预定棺木寿衣收殓送葬,并付给每位死者的家属二十块大洋抚恤金,[10]147耗资很大,不仅体现出“以义取利”的民族商业传统,其危机处理的手段也已经颇有现代企业之风。
本文编号:323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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