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僧帽壶源流考
发布时间：2022-02-09 23:27
<正>2018年7月,南京博物院征集入藏了一件明永乐景德镇官窑白釉锥刻莲托八吉祥纹僧帽壶,壶盖缺失,高19.8厘米。器身通体锥刻纹饰。内口沿、外流身饰缠枝灵芝纹,外口沿、颈部饰缠枝莲纹,腹部饰莲托八吉祥纹,胫部饰莲瓣纹,各瓣相接,瓣内饰灵芝纹,执手饰串枝灵芝纹（封面;图一）。此器原为湖南省文物总店旧藏。明永乐时期景德镇御器厂瓷质僧帽壶的烧造,与明成祖积极推行多封众建的治藏策略,同时出于其对藏传佛教的崇信与热情,多次遣使
【文章来源】：文物. 2020,(03)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明永乐景德镇官窑白釉锥刻莲托八吉祥纹僧帽壶（1/3)
目前可知文献资料关于僧帽壶的记载主要是清宫档案的记录，且其所能反映的信息极为有限，通常仅记有僧帽壶的配座事宜。如《乾隆五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正月二十九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霁红僧帽壶一件……于本年二月十一日……将霁红僧帽壶一件配得紫檀木座持进。”[8]从档案可知，清代宫廷中已将该器定名为僧帽壶，然而元明时期其又称之为什么呢？虽然文献中并无直接记载，但陈克伦在《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流传西藏考略》一文中所引西藏档案馆藏《致如来大宝法王书及赏单》中的一条档案则提供了重要线索。文中提及永乐六年（1408年）正月初一，成祖赏赐大宝法王的礼物中有“……白磁八吉祥茶瓶三个，银索全；白磁茶钟九个，红油斜皮骰手全，五龙五个，双龙四个……”陈克伦指出，此条记载中所提到的瓷器大都可以在西藏文物中得到印证。“白磁八吉祥茶瓶”有“银索”，说明有盖，有盖而用于盛茶的瓶，应该就是指西藏传世较多的白釉刻花僧帽壶[9]。进一步来说，此条记载的这类“八吉祥”茶瓶或许就是南京博物院征集入藏的永乐白釉锥刻莲托八吉祥纹僧帽壶这类品种。如此，就可明晰在明永乐时期此类器物应称为“茶瓶”，而“僧帽壶”多见于清人对于这种器形的称呼。
以上仅是对于明清文献资料中僧帽壶之名来源的梳理，那么此种器形的源流究竟在哪里？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瓷僧帽壶是汉藏之间文化交流的产物。然而，虽然僧帽壶鼓腹、圈足的造型以及景德镇的烧造工艺等汉文化因素显而易见，但藏文化的因素却并不明晰。若将研究重点回归器形本身，则可以看出僧帽壶的造型明显受到了非中原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中最瞩目的当属其鸭嘴状流与类似僧帽的口沿。在唐代以前汉文化的传统壶形中，兼有流和口沿的壶一般是流和口沿相对独立，流一般置于器腹之上，这种形制随着唐代胡瓶的出现而产生了变化。日本奈良正仓院藏有一件明确称为“漆胡瓶”的器物，为胡瓶的器形提供了标准（图三）[10]。学者们认为胡瓶的特征是“大口，鸭嘴式流，细长颈，椭圆形腹，长曲柄，圈足或无足”[11]，或可描述为“具有鸟嘴状口、鼓腹、单柄、圈足这些基本特征的器物”[12]。可见鸭嘴式流是胡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目前资料来看，根据不同的文化因素，胡瓶大致可分为萨珊系统、粟特系统、哒系统及拂菻系统等。萨珊系统胡瓶[13]，总体特征为鸭嘴形流，细长颈，圈足较为细高且多带有节状装饰，把手上端多安于颈部（图四∶1～5)[14]。把手上端安于口沿处，是萨珊系统胡瓶的晚期特征，顶端多有圆珠。另有学者提出，萨珊胡瓶在腹部多有呈波状起伏的妇女形象或舞蹈者与动物，而四人表演组是萨珊晚期最普遍的图案之一[15]。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庆山寺地宫出土高浮雕人头胡瓶考——兼论印度教神像对粟特火祆教艺术的影响[J]. 林梅村. 文博. 2017(05)
[2]从元代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J]. 达哇彭措,朱德涛. 中国藏学. 2016(02)
[3]唐代庆山寺地宫艺术与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J]. 熊雯. 艺术探索. 2016(02)
[4]中古时期党项与粟特关系论考[J]. 陈玮. 中国史研究. 2015(04)
[5]从僧帽壶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J]. 何鸿. 荣宝斋. 2011(05)
[6]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J]. 霍巍. 敦煌学辑刊. 2007(01)
[7]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J]. 许新国. 中国藏学. 2005(01)
[8]西夏的藏传佛教[J]. 史金波. 中国藏学. 2002(01)
[9]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J]. 孙机. 文物. 1999(10)
[10]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J]. 赵康民. 文博. 1985(05)
硕士论文
[1]唐代胡瓶的考古发现与综合研究[D]. 赵晶.西北大学 2008
本文编号：3617830
【文章来源】：文物. 2020,(03)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明永乐景德镇官窑白釉锥刻莲托八吉祥纹僧帽壶（1/3)
目前可知文献资料关于僧帽壶的记载主要是清宫档案的记录，且其所能反映的信息极为有限，通常仅记有僧帽壶的配座事宜。如《乾隆五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正月二十九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霁红僧帽壶一件……于本年二月十一日……将霁红僧帽壶一件配得紫檀木座持进。”[8]从档案可知，清代宫廷中已将该器定名为僧帽壶，然而元明时期其又称之为什么呢？虽然文献中并无直接记载，但陈克伦在《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瓷器流传西藏考略》一文中所引西藏档案馆藏《致如来大宝法王书及赏单》中的一条档案则提供了重要线索。文中提及永乐六年（1408年）正月初一，成祖赏赐大宝法王的礼物中有“……白磁八吉祥茶瓶三个，银索全；白磁茶钟九个，红油斜皮骰手全，五龙五个，双龙四个……”陈克伦指出，此条记载中所提到的瓷器大都可以在西藏文物中得到印证。“白磁八吉祥茶瓶”有“银索”，说明有盖，有盖而用于盛茶的瓶，应该就是指西藏传世较多的白釉刻花僧帽壶[9]。进一步来说，此条记载的这类“八吉祥”茶瓶或许就是南京博物院征集入藏的永乐白釉锥刻莲托八吉祥纹僧帽壶这类品种。如此，就可明晰在明永乐时期此类器物应称为“茶瓶”，而“僧帽壶”多见于清人对于这种器形的称呼。
以上仅是对于明清文献资料中僧帽壶之名来源的梳理，那么此种器形的源流究竟在哪里？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瓷僧帽壶是汉藏之间文化交流的产物。然而，虽然僧帽壶鼓腹、圈足的造型以及景德镇的烧造工艺等汉文化因素显而易见，但藏文化的因素却并不明晰。若将研究重点回归器形本身，则可以看出僧帽壶的造型明显受到了非中原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中最瞩目的当属其鸭嘴状流与类似僧帽的口沿。在唐代以前汉文化的传统壶形中，兼有流和口沿的壶一般是流和口沿相对独立，流一般置于器腹之上，这种形制随着唐代胡瓶的出现而产生了变化。日本奈良正仓院藏有一件明确称为“漆胡瓶”的器物，为胡瓶的器形提供了标准（图三）[10]。学者们认为胡瓶的特征是“大口，鸭嘴式流，细长颈，椭圆形腹，长曲柄，圈足或无足”[11]，或可描述为“具有鸟嘴状口、鼓腹、单柄、圈足这些基本特征的器物”[12]。可见鸭嘴式流是胡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目前资料来看，根据不同的文化因素，胡瓶大致可分为萨珊系统、粟特系统、哒系统及拂菻系统等。萨珊系统胡瓶[13]，总体特征为鸭嘴形流，细长颈，圈足较为细高且多带有节状装饰，把手上端多安于颈部（图四∶1～5)[14]。把手上端安于口沿处，是萨珊系统胡瓶的晚期特征，顶端多有圆珠。另有学者提出，萨珊胡瓶在腹部多有呈波状起伏的妇女形象或舞蹈者与动物，而四人表演组是萨珊晚期最普遍的图案之一[15]。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庆山寺地宫出土高浮雕人头胡瓶考——兼论印度教神像对粟特火祆教艺术的影响[J]. 林梅村. 文博. 2017(05)
[2]从元代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J]. 达哇彭措,朱德涛. 中国藏学. 2016(02)
[3]唐代庆山寺地宫艺术与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J]. 熊雯. 艺术探索. 2016(02)
[4]中古时期党项与粟特关系论考[J]. 陈玮. 中国史研究. 2015(04)
[5]从僧帽壶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J]. 何鸿. 荣宝斋. 2011(05)
[6]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J]. 霍巍. 敦煌学辑刊. 2007(01)
[7]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J]. 许新国. 中国藏学. 2005(01)
[8]西夏的藏传佛教[J]. 史金波. 中国藏学. 2002(01)
[9]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J]. 孙机. 文物. 1999(10)
[10]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J]. 赵康民. 文博. 1985(05)
硕士论文
[1]唐代胡瓶的考古发现与综合研究[D]. 赵晶.西北大学 2008
本文编号：361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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