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佛教渊源与书法审美意象生成

发布时间：2021-04-11 07:34

　　本文探析苏轼书法取法渊源,以生活学习环境中的佛教土壤为背景,依次从时代环境、地域环境和家庭环境三个方面引入,并对其不同时期所从事佛经抄写活动进行梳理,结合个人人生际遇看其书法艺术审美与人生境界的取向。最后得出,苏轼书法取法很大程度上受六朝、隋唐佛经抄写笔法影响,形成字形左低右高、"似欹而实正"的结构和字势横向"香象截流"的体势力量之审美意象。 

【文章来源】：大学书法. 2020,(01)

【文章页数】：6 页

【部分图文】：

苏轼行书《奉喧帖》拓本选自《成都西楼苏帖》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苏辙也说他：“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10]我们可以看出，黄州的苏轼经常在寺院焚香默坐参禅或杜门深居留心翰墨，并且在元丰四年（1081），应友人之请抄写了《摩利支经》。四年后，苏轼又受友人张方平之托抄写了《楞严经》，此次经文抄写完毕并刻板印行，此事在《苏轼文集》六十六卷中有所记载，可见东坡居士对佛经抄写与印行之事相当重视。《黄州安国寺记》中他自云“归诚佛僧”，所以经历黄州谪居宦海苦旅中参禅学佛的生活体验后，苏轼的人生观发生了转变，自己成为一名虔诚的学佛居士。元祐二年（1087）、六年（1091），苏轼又分别抄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八师经》，这两次是为自己所抄写的，其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抄写两遍，从起初应友人、僧侣之请抄写发展到为自己抄写，可知苏轼已经把佛经抄写活动融入自己日常生活之中。佛经抄写活动一直伴随着苏轼的晚年生活，特别是在惠州、儋州时期的他多次为身边亲朋抄写佛经。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自己人生最后一年的光阴里，为悼念母亲程氏抄写了《楞严经》中的《圆通偈》：轼迁岭海七年，每遇私忌，斋僧供佛，多不能如旧。今者北归，舟行豫章、彭蠡之间，遇先妣成国太夫人程氏忌日，复以阻风滞留，斋荐尤不严，且敬写《楞严经》中文殊师利法王所说《圆通偈》一篇，少伸追往之怀，行当过庐山，以施山中有道者。[11]

笔者认为苏轼书法实践存在两种路径。第一，就是前面我们说的以抄书为内容的日常书写，其追求自然、简便、自适、实用，既符合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创作动机，也符合“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无意于佳乃佳”的气韵风神。第二，是指苏轼因慕其人而学其书的“书品人品”观念下的学颜路径，主要以楷书作品最为突出，如《颍州听琴帖》《醉翁亭记碑》《丰乐亭碑》《宸奎阁碑》（图3）等。前者属于发乎本真的情感流露与自然书写；后者属于儒家范式中正威仪之风的展示与修炼。前者贯穿于苏轼人生书写脉络之始终，只不过在面貌上有肥瘦、轻重、急缓的变化，或者有二王、颜柳、杨疯子、李北海等诸家之元素，主体气质神采还是苏轼抄经味道下的书写表述；后者就不同了，它是程式化的范式表达，苏轼学得来，蔡襄、米芾也学得来，甚至说南宋楷书家们学得更好、更卖力。济南市博物馆馆藏一块苏轼的书法碑刻作品，《齐州长清县真相院舍利塔铭》（图4）书刻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是苏轼自撰并亲自书丹的小楷精品。铭文凡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五字，每字一厘米半，笔法淳净，雍容有度，沉着端方，撇捺开张，具有六朝、隋唐抄经之遗韵，笔画连带、灵活飘逸，同时参有手札笔意，可堪苏轼小楷第一。此塔铭也是苏轼书法取自佛教抄经之说的最佳代表力作。图4 苏轼《齐州长清真相院舍利塔铭》拓本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元祐党籍”碑刻与元祐文人精神——兼谈“苏学”“苏字”在南宋的传播[J]. 刘超.  荣宝斋. 2019(04)
[2]贵族、文官、平民与书画传承[J]. 尹吉男.  书法. 2015(11)
[3]“香象渡河”源流考[J]. 于朝兰.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4)
[4]苏轼抄写佛经动因初探[J]. 刘金柱.  佛学研究. 2003(00)

硕士论文
[1]苏轼书风探源及影响[D]. 李利仁.南京大学 2017



本文编号：3130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