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冲击下的中间品贸易、通货膨胀目标规则与福利分析
发布时间：2021-11-20 01:12
本文在非合作框架下建立引入中间品生产和贸易的新凯恩斯两国模型,研究关税冲击下各国的通胀目标规则,讨论加征关税和通胀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在各国福利损失中,相较于最终品,国内中间品通胀扭曲具有更大权重;在外国加征中间品或最终品进口关税条件下,相较于稳定其他通胀指标,本国采取稳定中间品PPI通胀的规则可以有效降低自身经济波动,最小化本国福利损失;外国对不同类型产品加征进口关税,虽然能够提升其相应类型产品的产出和就业,但会导致显著的消费恶化和福利下降。因此从经济层面看,外国单方面加征关税是短视的,会导致两败俱伤的后果。在关税冲击下本国应更加关注国内中间品通胀的稳定,对等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只能部分缓解本国经济波动,平等协商才是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途径。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 2020,43(10)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24 页
【部分图文】：
本国福利损失中各通胀扭曲的系数
外国中间品进口关税冲击提升了本国中间品在外国的售价,且作用强于中间品贸易条件的提升,导致外国最终品厂商的边际成本上升,进而其F币定价和PPI通胀上升(图2-13)。在外国最终品进口关税冲击下,外国最终品边际成本会因中间品贸易条件的提升而下降,进而其F币定价和PPI通胀下降(图3-13)。对于本国,若采取稳定中间品PPI通胀的规则或最优通胀规则,中间品贸易条件的提升使得本国最终品厂商的边际成本上升,进而其H币定价和PPI通胀上升(图2-5和3-5)。若采取稳定CPI通胀的规则,本国中间品大幅降价和贸易条件小幅上涨共同导致本国最终品厂商的边际成本下降,进而其H币定价和PPI通胀下降(图2-5和3-5)。虽然两国最终品定价不同程度变化,但名义汇率贬值作用更强,导致最终品贸易条件上升(图2-8和3-8),并使得本国最终品F币价格下降,外国最终品H币价格上涨。若本国不采取稳定CPI通胀的规则,两国最终品H币价格变化共同导致本国CPI上升(图2-6和3-6)。在外国中间品进口关税冲击下,若本国采取稳定中间品PPI通胀的规则或最优通胀规则,本国最终品F币价格降幅超过外国最终品F币价格涨幅,并导致外国CPI下降(图2-14)。若本国采取稳定CPI通胀的规则,外国最终品F币价格上涨作用强于本国最终品F币价格变化,导致外国CPI上升(图2-14)。而外国最终品进口关税冲击直接提升了本国最终品在外国的售价,其对外国CPI的影响超过外国最终品F币价格的下降,导致外国CPI上升(图3-14)。
虽然两国最终品定价不同程度变化,但名义汇率贬值作用更强,导致最终品贸易条件上升(图2-8和3-8),并使得本国最终品F币价格下降,外国最终品H币价格上涨。若本国不采取稳定CPI通胀的规则,两国最终品H币价格变化共同导致本国CPI上升(图2-6和3-6)。在外国中间品进口关税冲击下,若本国采取稳定中间品PPI通胀的规则或最优通胀规则,本国最终品F币价格降幅超过外国最终品F币价格涨幅,并导致外国CPI下降(图2-14)。若本国采取稳定CPI通胀的规则,外国最终品F币价格上涨作用强于本国最终品F币价格变化,导致外国CPI上升(图2-14)。而外国最终品进口关税冲击直接提升了本国最终品在外国的售价,其对外国CPI的影响超过外国最终品F币价格的下降,导致外国CPI上升(图3-14)。本国的劳动力市场会出现以下3种机制:(1)本国CPI上升会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进而减少劳动供给;(2)中间品或最终品关税冲击会减少本国中间品需求,进而减少劳动需求;(3)中间品贸易条件上升会增加两国对本国中间品需求,进而增加劳动需求,但其作用要小于第(2)个机制。若本国采取稳定最终品PPI或CPI通胀的规则,机制(1)(2)(3)共同作用导致本国劳动下降(图2-2和3-2),且劳动力市场供给大于需求,从而名义工资下降,这降低了本国中间品厂商的边际成本,其H币定价和PPI通胀下降(图2-4和3-4)。若本国采取最优通胀规则,本国中间品H币价格几乎不变,与稳定中间品PPI通胀基本一致(图2-4和3-4)。同理可分析外国相关变量,在外国最终品进口关税冲击下,若本国采取稳定最终品PPI或CPI通胀的规则,外国劳动上升,若本国采取稳定中间品PPI通胀的规则或最优通胀规则,外国劳动下降(图3-11)。而在外国中间品进口关税冲击下,外国中间品需求和产出的显著提升将直接提高外国劳动(图2-11)。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基于双边进口需求弹性的中美经贸摩擦福利损失测算[J]. 王晓星,倪红福. 世界经济. 2019(11)
[2]货币国际化、定价货币变动与经济波动[J]. 邓贵川,彭红枫. 世界经济. 2019(06)
[3]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背景下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研究[J]. 孟宪春,张屹山,李天宇. 世界经济. 2019(05)
[4]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政策的效果评估[J]. 李春顶,何传添,林创伟. 中国工业经济. 2018(10)
[5]中间品贸易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福利效应:基于理论与量化分析的研究[J]. 樊海潮,张丽娜. 中国工业经济. 2018(09)
[6]中美贸易摩擦的缘起与对策——一个文献综述[J]. 余淼杰,金洋,刘亚琳.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5)
[7]土地财政与中国经济波动[J]. 赵扶扬,王忏,龚六堂. 经济研究. 2017(12)
[8]人民币汇率均衡与失衡:基于一般均衡框架的视角[J]. 王彬,马文涛,刘胜会. 世界经济. 2014(06)
[9]人民币升值背景下进口商品消费与国内商品消费关系研究[J]. 陈国进,陈创练. 世界经济. 2010(07)
[10]Armington弹性的估计与美国进口中国商品的关税政策响应分析[J]. 佟苍松. 世界经济研究. 2006(03)
本文编号：3506267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 2020,43(10)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24 页
【部分图文】：
本国福利损失中各通胀扭曲的系数
外国中间品进口关税冲击提升了本国中间品在外国的售价,且作用强于中间品贸易条件的提升,导致外国最终品厂商的边际成本上升,进而其F币定价和PPI通胀上升(图2-13)。在外国最终品进口关税冲击下,外国最终品边际成本会因中间品贸易条件的提升而下降,进而其F币定价和PPI通胀下降(图3-13)。对于本国,若采取稳定中间品PPI通胀的规则或最优通胀规则,中间品贸易条件的提升使得本国最终品厂商的边际成本上升,进而其H币定价和PPI通胀上升(图2-5和3-5)。若采取稳定CPI通胀的规则,本国中间品大幅降价和贸易条件小幅上涨共同导致本国最终品厂商的边际成本下降,进而其H币定价和PPI通胀下降(图2-5和3-5)。虽然两国最终品定价不同程度变化,但名义汇率贬值作用更强,导致最终品贸易条件上升(图2-8和3-8),并使得本国最终品F币价格下降,外国最终品H币价格上涨。若本国不采取稳定CPI通胀的规则,两国最终品H币价格变化共同导致本国CPI上升(图2-6和3-6)。在外国中间品进口关税冲击下,若本国采取稳定中间品PPI通胀的规则或最优通胀规则,本国最终品F币价格降幅超过外国最终品F币价格涨幅,并导致外国CPI下降(图2-14)。若本国采取稳定CPI通胀的规则,外国最终品F币价格上涨作用强于本国最终品F币价格变化,导致外国CPI上升(图2-14)。而外国最终品进口关税冲击直接提升了本国最终品在外国的售价,其对外国CPI的影响超过外国最终品F币价格的下降,导致外国CPI上升(图3-14)。
虽然两国最终品定价不同程度变化,但名义汇率贬值作用更强,导致最终品贸易条件上升(图2-8和3-8),并使得本国最终品F币价格下降,外国最终品H币价格上涨。若本国不采取稳定CPI通胀的规则,两国最终品H币价格变化共同导致本国CPI上升(图2-6和3-6)。在外国中间品进口关税冲击下,若本国采取稳定中间品PPI通胀的规则或最优通胀规则,本国最终品F币价格降幅超过外国最终品F币价格涨幅,并导致外国CPI下降(图2-14)。若本国采取稳定CPI通胀的规则,外国最终品F币价格上涨作用强于本国最终品F币价格变化,导致外国CPI上升(图2-14)。而外国最终品进口关税冲击直接提升了本国最终品在外国的售价,其对外国CPI的影响超过外国最终品F币价格的下降,导致外国CPI上升(图3-14)。本国的劳动力市场会出现以下3种机制:(1)本国CPI上升会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进而减少劳动供给;(2)中间品或最终品关税冲击会减少本国中间品需求,进而减少劳动需求;(3)中间品贸易条件上升会增加两国对本国中间品需求,进而增加劳动需求,但其作用要小于第(2)个机制。若本国采取稳定最终品PPI或CPI通胀的规则,机制(1)(2)(3)共同作用导致本国劳动下降(图2-2和3-2),且劳动力市场供给大于需求,从而名义工资下降,这降低了本国中间品厂商的边际成本,其H币定价和PPI通胀下降(图2-4和3-4)。若本国采取最优通胀规则,本国中间品H币价格几乎不变,与稳定中间品PPI通胀基本一致(图2-4和3-4)。同理可分析外国相关变量,在外国最终品进口关税冲击下,若本国采取稳定最终品PPI或CPI通胀的规则,外国劳动上升,若本国采取稳定中间品PPI通胀的规则或最优通胀规则,外国劳动下降(图3-11)。而在外国中间品进口关税冲击下,外国中间品需求和产出的显著提升将直接提高外国劳动(图2-11)。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基于双边进口需求弹性的中美经贸摩擦福利损失测算[J]. 王晓星,倪红福. 世界经济. 2019(11)
[2]货币国际化、定价货币变动与经济波动[J]. 邓贵川,彭红枫. 世界经济. 2019(06)
[3]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背景下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研究[J]. 孟宪春,张屹山,李天宇. 世界经济. 2019(05)
[4]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政策的效果评估[J]. 李春顶,何传添,林创伟. 中国工业经济. 2018(10)
[5]中间品贸易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福利效应:基于理论与量化分析的研究[J]. 樊海潮,张丽娜. 中国工业经济. 2018(09)
[6]中美贸易摩擦的缘起与对策——一个文献综述[J]. 余淼杰,金洋,刘亚琳.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5)
[7]土地财政与中国经济波动[J]. 赵扶扬,王忏,龚六堂. 经济研究. 2017(12)
[8]人民币汇率均衡与失衡:基于一般均衡框架的视角[J]. 王彬,马文涛,刘胜会. 世界经济. 2014(06)
[9]人民币升值背景下进口商品消费与国内商品消费关系研究[J]. 陈国进,陈创练. 世界经济. 2010(07)
[10]Armington弹性的估计与美国进口中国商品的关税政策响应分析[J]. 佟苍松. 世界经济研究. 2006(03)
本文编号：350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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