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宗教语言的厘定及其历史意义研究
发布时间：2017-06-07 11:18
本文关键词：藏族宗教语言的厘定及其历史意义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摘要】：公元七世纪上半叶至十五世纪不仅是佛教传入西藏的时期,也是藏传佛教文化形成、发展、繁荣的历史时期,更是藏民族将外来的佛教文明本土化的时期。在此过程中,无数位翻译大师们将佛教经典的翻译当作首要任务,陆续翻译大量的佛教经典,这一辉煌的事业为西藏文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觉顿大译师将西藏引进印度文明的过程分成了三个阶段,称为“三大厘定”。笔者将此“三大厘定”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将论文分为四章,正文、结语、附录、后语。论文以“三大厘定”为主题,用文献学的方法分析了“三大厘定”的不同时期翻译的佛教经典；用历史语言学方法分析梵语藏语化的过程,并将典型经典作为案例,对其中的宗教词汇的演变过程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进而探寻古藏文词汇的最初的形态。用宗教历史学的视角对印度佛教藏传的进程进行了历史分期,并对每个时期翻译的经典是如何变成藏传佛教经典和核心的过程进行了研究。论文中对“三大厘定”过程中宗教词汇的厘定过程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以此凸显了论文的文献学、历史语言学、宗教历史学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章中探析了与厘定相关的词汇和概念,为后章的进一步论述打下基础；第二章重点论述了“三大厘定”中的第一次厘定。首先对第一次厘定的的年代划分问题进行入手,对第一次厘定的年代划分上,前人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剖析,对觉东大师的论述进行了肯定,对第一次厘定时期,也就是松赞干布时期的同米萨博扎的藏文创制开始到赤松德赞时期翻译的佛教经典进行了详细分析,对藏族史书赤松德赞以前藏人接触佛教的记载进行了总结,并对这一时期在历史记载的有关翻译的佛典进行了论证,汇总,对藏族历史书籍记载的有关(?)佛典上不同意的状况进行了汇总、分析,并和汉文《大藏经》里的有关以上佛典进行比照,这些佛典能否在敦煌藏文残卷里找到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佛典的翻译实际上在赤松德赞时期开始的,这一时期就可以窥见出吐蕃本地区对翻译人才培养的概貌,赤松德赞命令规定“诸聪慧少年必须学习翻译两种语言”,并令“贝若扎那等人学习译经,最初,主要是向印度、尼泊尔、唐朝等地迎请而来的大师们学习语文,然后才逐步学习翻译,学习人员挑选,吐蕃七觉士们十分精通翻译,吐蕃时期培养译经人才‘的两条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彻底的剖析,并对这一时期翻译的佛典《十善经》、《金刚经》、《稻倝经》等佛典进行了追根溯源,判断这些经典是否传承至今。对吐蕃时期的古文献《语合二章》所记载的赤松德赞时期的著名译师(?)(?)等译师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对他们翻译的佛典进行了考证,尤其关注第一次厘定时期的佛教经典,将译自梵、汉两种文献的经典作为特例,从梵语翻译的佛典《宝云经》和从汉语翻译的《楞伽师资记》中的佛教语言作为个案,对其中的宗教词汇进行了分析,如：《宝云经》中的词佛教语言从敦煌出土的S162等文献和在现藏的藏文《甘珠尔》中的《宝云经》同一文献进行比照,分析、从中找出佛教语言演变的痕迹,从汉翻藏的情况从敦煌古藏文写本S.t704、s.t.710是汉地禅宗文献《楞伽师资记》的藏译残卷本入手,藏文书名为((?)(?)),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这是汉地佛教早期禅宗之北禅宗的史传著述,北宗禅以传持《楞伽经》为正统,汉文原著者是大安寺的净觉(683-750)法师,成书时间为唐代开元(713-741年)初期,大约在成书不久即在敦煌地区流传,敦煌汉文写本中存在多件,而藏文《楞伽师资记》就目前所见有s.t.710和,s.t.704两中译本。 《楞伽师资记》,又名《楞伽师资血脉记》,由唐代高僧净觉所著,净觉是玄绩的门人,神秀的再传弟子,在禅宗的南北斗争中,他坚定不移地站在北宗的立场上,维护北宗的正统地位,他撰写的楞伽师资记,就是于传法系统上论澄神秀一系北宗才是禅宗正统,以此与南宗对抗。楞伽师资记一书虽然不免有为争正统而夸大,甚至捏造的东西,但也保存了许多当时北宗传播情况的资料,对研究神秀和北宗的思想很有参考价值,也是研究禅宗史的重要资料。藏译《楞伽师资记》进行研究的首先是日本学者上山大峻,他先后发表了《从藏译本看楞伽师资记的成书问题》和《关于藏译本楞伽师资记》,他对敦煌古藏文写本s.t710文书的特征进行了如实的归纳,证实了该写本译于汉文,译文幼稚而拙劣,漏译,误译之处甚多,有的语句或段落与敦煌汉文本《楞伽师资记》出入较大。他推测,s.t710号藏文《楞伽师资记》可能译自现存汉文本以外的另一个写本。由于藏文《楞伽师资记》是个孤本,其他藏文文献中没有引用该文书,因此,该文书的藏译时间、地点、译者、动机等问题,仍然有待今后研究。日本另一位敦煌学专家冲本克己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楞伽师资记研究(1)》和《楞伽师资记研究(2)》,作者为了彻底弄清该文书的来龙去脉,校录了藏文的原文,并附有日文译注,他研究的结论是：该文书的原题为《楞伽师弟子经》,内容写到第五祖道信章的中间就结束了译文,查对汉文写本s.t.427《楞伽师资记》,也是写到中间就停止了,作为孤本的藏译敦煌古藏文残卷s.t.710《楞伽师资记》,是否是译自这件汉文文献?对此冲本克已推测“该文书只写一半的原因有可能是因写经的劳动条件差而罢工所至,也可能是作为某些文献的增补或抄录而特意只写一本。”他还认为“由于755年唐朝发生了安史之乱,与唐朝权臣相勾结的北禅宗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于是将汉文《楞伽师资记》带到了敦煌,在吐蕃统治时期被译成藏文”。冲本克己的这种观点只是推测而已,没有扎实的文献根据。国内学术界,有关禅宗对藏传佛教影响的成果,有著名学者班班多杰教授的《禅宗在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传播和对后弘期的影响》,此文中提到努氏佛智之《禅定目炬》、13世纪出现的藏文史书名著《五部遗教》等中的有关禅宗思想来源于《楞伽师资记》,并对其内容进行了研究,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见到关于此文本的原著与藏译校勘研究的成果问世。日本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固然是开创性的,但他们的关注点主要通过两种文本的比较来探究藏译时间、地点、译者、译文质量、译文动机以及藏译所依据的原作版本等。此文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两种藏译本中所使用的同一词汇的异同比较,来探讨藏译的年代顺序,这一点也许是本文的新意所在,但本文更主要的是将汉文原文与两种藏译本校勘研究的文本资料首次披露于国内学术界,从而使有关学者同时目睹两种文本,为他们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下面我们用藏译残卷本s.t.704和另外一个写本翻译的s.t.710在翻译方法上进行对比,可以看到汉文文本中的前言部分在藏译本s.t.710中看不到,正文内容翻译到第五部分关于道信禅师的章节中间,即到“实物性,佛无相貌”此句为止,在s.t.704中同样翻译关于道信禅师的章节,截至“经云：无所念者,名虽无量”为止,这两个译本都在汉文的“经云,无所念者,佛无相貌”可以找到。在此,我们就这两个文本的藏译试做比较： 以上例举的两个藏译本中佛教词语的翻译,如果以《翻译名义大集》(814年编)规定的厘定语为基础进行比照,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佛和涅i玫姆氪驶阍诹礁鲂幢局卸际褂昧诵碌睦宥ㄓ铩＞⑴试怠⑷缋吹却视镌趕.t.704中使用了新的厘定语,而在s.t.710中使用的是旧词语,妄念、凡夫等词语在两个写本中都使用了旧词语,从两个写本的翻译词语上可以看出新旧词语的区别。从上面的第二个问题进行判断,s.t.704是公元814年以后翻译的,s.t.710是在814年以前翻译的,关于s.t710文本中出现了佛、涅i玫刃吕宥ǖ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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