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幼儿园教师职业压力现状、来源及影响因素
【部分图文】：
相对而言，他们感知到的自我控制能力有一定的作用。例如，在压力应对方式方面，存在较大压力的教师大都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压力。不少教师提道：“还能怎么办呢？只能自己多休息。”“每天工作压力大，回家就已经蔫儿了，只能向自己的孩子撒气。”此外，教师职业压力与编制、工资待遇等保障因素有关，说明控制和支持因素对压力感知的作用。对于有编制的教师，仅有33.72%的教师感到“压力很大”，对于无编教师而言，该比例为45.9%。教师职业压力与工资满意度负相关（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为-0.241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教师对工资的满意度越高，其职业压力越小。正如图3所示，对于那些工资满意度最高的教师而言，仅有14.29%的教师表示压力很大；而对于那些工资满意度最低的教师而言，66.28%表示压力很大。此外，没有受访教师提到他们得到的家庭支持不够；有少数教师指出“家里负担较重”，不过“很多时候压力虽大”，“回到家里就好了”。同时，有教师提到园所支持方面的不利因素，如“校长较为严苛，不尊重老师，在学校地位低，家长对老师有偏见，没有提升机会和资格”，因此“有工作无望的念头”。从分样本来看，非贫困地区幼儿园教师中有16.72%认为其最大的压力源是幼儿园，相对而言，贫困地区幼儿园教师样本中该比例仅为6.12%，选择幼儿及家长作为最大压力源的比重也明显更高（67.12%vs58.02%）。从人口学变量来看，不同群体教师的职业压力来源有所不同。如表3所示，对于男教师而言，压力源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57.14%），超过了“幼儿及家长”，该比例对于女性教师而言仅为9.66%。对于年纪超过50岁的幼儿园教师而言，其最大的压力源不在于幼儿及家长（20.00%），也来自社会（46.67%）。对于拥有非农户口的农村幼儿园教师而言，来自社会的压力比例同样更高（19.58%vs7.80%）。
根据心理学理论，压力是心理压力源和压力反应共同构成的一种认知和行为体验过程，职业压力是个体在工作中偏离正常的或希望的生活方式时的体验及不适的感觉。[37]在本文的分析框架（图1）中，职业压力被视为一种心理状态。一般而言，工作压力对职业倦怠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38]职业压力高将导致较高的职业倦怠水平。[39]按照经典的需求（demand）-控制（control）-支持（support）即DCS模型，职业压力源于工作要求高、控制能力低以及支持不足。[40][41]需求包括工作任务要求和个体发展要求；控制是指个体对工作的控制力度，包括个体能力高低、能力与工作匹配状况以及在工作中的决策主动权大小；支持主要是指园所支持、家庭支持等社会支持因素。实证研究中，教师职业压力来源分析模型的影响因素变量通常包含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资格证书等人口学变量和工作量、教学资源、经济待遇、同事关系等工作场所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影响教师对工作需求、自我控制能力及所得支持的感知。本文将各类因素归为需求（D）、控制（C）和支持（S）三大维度，以DCS模型为依据考察农村幼儿园教师职业压力的现状和来源，通过实证方法检验影响因素。其中工作量、学生行为问题、教学资源和家长期望等属于需求因素。坚毅度、性格特征、应对压力的方式等心理资本属于控制因素。经济待遇和同事关系属于支持因素。性别、年龄、户口、婚姻状况、孩子个数属于人口学变量，可能同时影响需求、控制和支持三个方面，例如，与男性相比，女性可能对自我工作需求的感知更低，控制力更低，家庭负担更重。因为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职称可能提高教师自我发展要求，同时也能代表更强的个体能力与工作决策主动权，教师受教育程度和职称同属于需求因素和控制因素。二、研究方法
教师的职业压力程度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别。如图2所示，相对于贫困县，非贫困县幼儿教师面临更大的压力。贫困县和非贫困县教师的职业倦怠程度则大致相当，东部县区教师的职业倦怠程度明显高于西部。从人口学变量来看，男女教师的职业压力程度相差不大。简要的描述统计显示，不同年龄层次教师的职业压力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40～50岁年龄段的教师职业压力程度最高（群平均水平为3.37）；农村户口教师职业压力更高（3.25vs3.10）。已婚教师群体平均职业压力程度更高（3.24vs2.97），少数民族教师职业压力程度略低（3.05vs3.25），但这些差异没有通过影响因素模型中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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